材料一   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二年冬十月，御史大夫赵绾坐请毋奏事太皇太后，及郎中令王臧皆下狱，自杀。丞相婴、太尉妢免。

五年春，罢三铢钱，行半两钱。置五经博士。

（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冬，初算商车（车船使用税）。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匈奴入上谷、渔阳，杀略吏民千余人。遣将军卫青、李息出云中，至高阙，遂西至符离……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

——摘编自班固《汉书·武帝纪》

材料二   （公元前89年）癸巳，禅石闾（在石闾山祭祀地神），见群臣，上（汉武帝）乃言曰：“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

臣光（司马光）曰：“孝武（汉武帝）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摘编自司马光《资治通鉴》

材料一：东晋南朝时期，门阀政治发展到鼎盛，政权更迭频繁，土地私有制的浪潮又汹涌奔袭，东晋南朝时期的庄园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轨迹中大放异彩。战乱不息的中原大地促使士族冠带之家携家带眷避乱江左建立庄园，而战乱所导致的流民又为庄园的生产提供了劳动力和生产技术。据考证，当时为北来士族庄园建立重镇的会稽，直到刘宋时期也还处于地广人稀的状态。庄园使仓惶离乱的士族获得了安身立命之所，颠沛流离的移民重获安家立业之地。大量的农田水利工程被修建，原本为北方所种植的旱地作物被推广至南方。

——摘编自胡宗飞《东晋南朝庄园生产经营研究》

材料二：世族庄园在唐代以前为数众多，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最尊贵的世家大族”“不得不落到新兴军阀的统治之下”，众多世族庄园走向破败。中唐以后，通过市场化的土地交易，富民庄园方兴未艾。作为劳动力的“无田小民”，与庄园主之间经过协商与谈判，形成“明立要契”的租佃关系。这些佃农虽然仍是庄园的劳动人口，但已经不再以“奴婢”称之。中唐以后，随着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庄园产品剩余增加和交易盛行，庄园的经营功能逐步完善，农副产品的交易范围扩大。

——摘编自崔永盛《唐宋庄园和庄园经济研究》

材料一   康熙十年（1671年），川湖总督蔡毓荣提出将原定的招民700名升官改为300名即升，又将起科年限由三年延长到五年，并宣布各省贫民携妻子入蜀开垦者，准其入籍。大规模的移民入川由此而展开，后又准许移民入籍子弟参加科举。湖广移民捷足先登，首先占据距离长江最近的地点进行垦殖，后来的其他省移民遂逐渐向长江腹地进发。雍正五年，川陕总督以湖广、江西等省逃荒者携家入川者多，奏请安插，却受到申斥。朝廷认为这些流民“良奸莫辨”，规定“四川州县将入川人户逐一稽查姓名、籍贯”。乾隆中期以后，大批汉族流民进入四川的边缘山区。嘉庆二十五年，四川人口达到了2000万，已是明代末年人口峰值的4倍，很多州县已“无荒可垦”。至道光初年，迁入陕南的四川移民及其后裔已经达到了60万人之多，同时迁入云南、贵州的川人也不在少数。

——摘编自葛剑雄《中国移民史》

材料二   根据长江水利委员会1991年底全面调查统计，水库淹没涉及湖北省、重庆市共20个县（市、区），116个集镇、人口113万、工矿企业1599家、1000余处文物古迹。据有关部门提供的资料，库区实际可供移民使用的可垦荒地仅有七万亩。安置移民必须从库区实际情况出发，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在二、三产业中寻求移民安置的出路。对淹没的企业进行搬迁补偿并考虑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的要求，同时国家批准三峡库区为“三峡经济开放区”，享受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的某些特殊政策。移民安置中，应充分考虑为移民生产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提供必要保障，并且明确地将致富奔小康作为移民安置的目标。城镇迁建的难度大、周期长，因而城镇搬迁先行，特别是基础设施先搞，有助于及早发挥新城的经济功能。

——摘编自《四川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三峡工程四川库区移民安置与经济社会发展意见的通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