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以后的中国，传统的国家认同不仅表现为对某一君主、某个朝代的认同，还表现为对超越朝代的具有历史文化延续性的通称——“中国”的认同。自称“中国”者不仅是那些汉人主导的政权，也包括众多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各个政权都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材料一   契丹人受其先祖鲜卑人影响，建国之后，为了表明政权的合法性及其重要地位，自称“炎黄子孙”，开始以“中国”自居。同时，仍然称宋朝为“中国”。他们强调夷人懂礼即是“中国”，并不反对汉人懂礼也是“中国”。到辽圣宗（983—1031年在位）后期又自称“正统”。在自称“正统”的同时，仍然继续称宋朝是“中国”。

金人进入中原后，亦援引“中原即中国”“懂礼即中国”等理论，自称“中国”，也没有将辽、宋排除在“中国”之外。辽金时期，实际上萌生了多元正统意识，即比较宽泛的“中国”意识，或称“大中国”意识。

——摘编自赵永春《10—13世纪民族政权对峙时期的“中国”认同》

材料二   清代（1840年以前）在经济上比唐、宋、明都有较大的发展，在边疆版图、对外关系、文化思想等方面更为显著。但与同时期西方相比，发展相对缓慢，其原因主要在于传统的影响。总之，清代（1840年以前）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积极、消极并存。

——摘编自杜家骥《论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材料一   北方边疆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与中原内地关系的三种模式

注1：图中虚线为中原内地与北方边疆的地理人文分界。

注2：箭头中标注的“少数民族”不是泛指所有的少数民族，而是特指具体时期的具体民族，即“某某王朝时期的某某民族”。

材料二   契丹、女真等民族建立的王朝，跟汉唐时期些游牧民族建立的部落联盟制国家有了非常大的不同。一方面，他们并不是像之前倏忽兴废那样的一种体制，而是相对来说比较成熟了，在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都可以和中原王朝相提并论；另一方面，他们不像十六国北朝、五代沙陀三王朝那样长期居处汉地，最终完全放弃草原故土，也有别于匈奴、突厥、漠北回鹘等草原游牧汗国。辽、金、蒙古把大片汉地纳入统辖之下，同时又始终将位于内陆亚洲的“祖宗根本之地”视为各自领土结构的重要部分以及族属、文化认同的珍贵资源。

——摘编自邓小南《忧患与繁荣：北族政权的兴衰》

材料一   “夷狄不可为帝王”是自先秦至魏晋华夏社会根深蒂固的观念。十六国时期众多少数民族统治者争正朔、明法统，开少数民族统治者论证自身正统性的历史先河。匈奴人刘渊，以“晋为无道，奴隶御我”为理由反晋，并宣称“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不久称帝。羯族人石勒建立后赵政权后，担心因东晋政权的存在而“书轨不一”，自己的正统地位得不到天下人的承认。对此，徐光劝慰说：“陛下既苞（包）括二都（即占据长安和洛阳），为（就是）中国帝王。”淝水战前苻坚在阐述攻打东晋的理由时说“帝王历数岂有常哉，顾惟德所授耳”；“非为地不广、人不足也，但思混一六合，以济苍生”。少数民族政权排定自己的五行历运，后赵承晋，为水德，前秦与前燕承赵，为木德，后秦承前秦，为火德，北魏建国时承秦，为土德。

——摘编自邓通《十六国胡族政权的正统意识与正统之争》等

材料二   按照中国史学的传统观念，某个王朝纂修前朝历史，就是对前朝具有正统性以及本朝是前朝法统继承者的承认。元朝自从议修辽、宋、金三史之始，围绕着纂修义例，即辽、宋、金三朝“正统性”的问题，展开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争论。一派主张，以辽、金为《北史》，宋太祖至靖康为《宋史》，建炎以后为《南宋史》。另一派则主张独尊宋为正统。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下《修三史诏》，指出辽、宋、金三朝“为圣朝所取制度、典章、治乱、兴亡之由，恐因岁久散失。合遴选文臣、分史置局，纂修成书……垂鉴后世，做一代盛典”。两年后，修史工作大功告成，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辽史》《宋史》《金史》。这一撰史原则无疑更加符合五代辽宋金元时期多民族融合进一步发展的客观历史。

——摘编自江湄《元代“正统”之辨与史学思潮》

关于秦始皇陵工程用工人数，历史文献记载说法不一。参考古代文献记载，并结合考古学者调查测定数据，可知秦始皇陵陵丘土方数量。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胡亥即位，“九月，葬始皇郦山”；秦二世元年（前209年）四月，二世宣布“郦山事大毕”，可见秦始皇陵复土工程施工时间不超过236日。云梦睡虎地秦简《徭律》记载“水雨，除兴”，排除土方工程遇雨被迫停工等情形，可以进一步推知施工日期。成书年代比较接近的数学专著《九章算术》载有土方工程应用算题，其中可以看到当时“土功”不同工种的劳动定额。综合以上材料可以推知秦始皇陵工程用工人数应如《史记》记录，大致在“七十余万人”左右。

——摘编自王子今《秦始皇陵考古与秦统一历史意义的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