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75年，早期维新派薛福成指出：“西人风气，最重条约，至于事关军国，尤当以《万国公法》一书为凭。如有阻挠公事，违例干请者，地方官不妨据约驳斥。”针对地方官员因不谙外交、不明条约，与洋人交涉则“茫然不知所措，刚柔两失其宜”，他建议将《万国公法》《通商条约》刊布各地方州县，“将来流传渐广，庶有志之士与办事之官幕书吏，咸得随时披览，一临事变，可以触类旁通，援引不穷矣”。
——摘编自张海鹏总主编《中国近代通史：早期现代化的尝试（1865—1895）》
材料二 1902年，梁启超撰述《新民说》指出：“民族主义者何？各地同种族同语言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除梁启超外，晚清知识分子受到欧洲各国民族建国先例的鼓舞，也纷纷提出类似主张。1903年，蒋方震在《浙江潮》上刊出《民族主义论》一文，写道：“合同种异种，以建一民族的国家，是曰民族主义。”他指出，唯有民族的国家，才能发挥其本族的特性，才能“合其权以为权，合其志以为志，合其力以为力”，从而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力战群族而胜之，其本族日滋长发达而未有已”。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
材料三 在整个抗战期间，全国各族人民，不分阶级阶层，不分党派团体，不论男女老幼，都被迅速动员和组织起来，以各种不同方式投身抗战。此外，分布世界各国的华侨，始终与祖国的抗战同呼吸共命运，或捐款捐物，或返回祖国直接参战，为祖国的抗战尽心尽力。其间，国内政局比较稳定，民族团结抗战气氛始终高涨。
——摘编自章开沅、朱英主编《中国近现代史》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早期维新派、20世纪初晚清知识分子民族意识萌发的表现及其背景。(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抗战期间民族团结抗战气氛始终高涨的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中国民族意识不断觉醒的意义。
材料一 在新中国成立才两个多月时，解放战争还在进行中，国家初创，百废待兴。经党中央政治局决定，日理万机的毛泽东主席出访苏联。这是新中国诞生后第一个重大的外交活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元首第一次出国访问，也是两个最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第一次会面，商讨双方有关的重要政治与经济问题。……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正式签字……《华盛顿邮报》认为：这是一个“惊人的胜利”。一名美国参议员说：“这个同盟严重打击了美国在亚洲的地位。”
——摘编自刘德斌主编《国际关系史》
材料二 中俄都是世界上有重大影响力的新兴大国，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政治上相互信任包容，为其他领域的全方位合作提供了基础条件。2013年3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俄罗斯国事访问期间指出，各国要“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认为中俄是“最好的一组大国关系”。2015年5月，中俄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了关于中方倡导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开启了中俄发展战略与具体项目、法律政策与行业标准相互对接之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如何构建新型区域和全球安全架构，提出了中国方案、俄罗斯方案和中俄共同的方案。
——摘编自中国报道《中俄伙伴关系：风雨兼程，砥砺前行》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新中国加强与苏联关系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影响。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俄关系发展的历史启示。
材料一 伴随着东晋南朝、唐中叶城市经济和商业的发展，虽然还有某些士大夫激于道德上的义愤，对“钱”这个怪物进行挞伐，但是，到了宋代这个时候，“钱”已经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力量，在社会上活跃起来了，人们对它的看法也已经大大地改观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钱”具有强大的力量，连诗人的笔触也不得不承认：“有钱可使鬼，无钱鬼揶揄。”
——摘编自漆侠《宋代经济史》
材料二 维新派的领袖人物康有为针对国门洞开，西方列强经济渗透日益扩张，民族危机愈来愈深的严重现实，阐明重利是富国救亡的重要举措。如果继续因循守旧，“犹不讲求生财之道，承亟以实利之是尚，吾恐鱼无水死，国无财亡。”他还强调轻利之说压抑人性，扼杀人才，致使国家陷于困境。
——摘编自朱英《近代中国商人义利观的发展演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人们对钱的看法改观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康有为的义利观并简析其产生的背景。
材料一 汉代时，除长安有通往各地的大道外，蜀地也有栈道，千里无所不通。自长安经河西走廊而至敦煌，有为行人提供食、宿、购、娱服务的商店、酒馆、驿站。太守的官署、大将军率领的军队、巍然雄峙的堡垒，可确保商旅安全。西北的道路，过敦煌则道分南北，一条出玉门关越葱岭，过大苑至康居、奄蔡等国；另一条出阳关过莎车，逾葱岭，出大月氏，西通犁軒（罗马帝国）、身毒（印度）。
——摘编自陆文熙、陆铭宇《古代中国政府的交通建设与管理》
材料二 众所周知，轮船在海上航行风险极大，稍有差错便可能船毁人亡。而保险业更是新生事物，中国闻所未闻。因中国没有本国保险公司，只能依靠外国公司进行投保，外国洋行便借此对中国百般敲诈，条件极为苛刻，保费奇贵。唐廷枢入主上海轮船招商局后，本着独立自主的态度，自筹资金，自办保险，他还向李鸿章建议设保险局：“各口岸轮船生意，已被洋商占尽。华商领官船别树一帜，洋人势必挟重资以倾夺,则须华商自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于是1875年招商局设立了济和保险公司，1876年又设立了仁和保险公司。
——摘编自于丁坤《论唐廷枢与晚清航运业的发展》
(1)根据材料一，概括汉代交通的特征，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上述特征形成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招商局创办保险公司的历史背景，并指出其创办的意义。
5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党史三对
| 甲申对 | 1944年3月，郭沫若撰写的阐释明朝和大顺政权灭亡教训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发表。毛泽东看后表示赞赏，告诫全党同志要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同年11月，毛泽东致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 |
| 窑洞对 | 1945年7月，黄炎培来到延安有感而发，希望中国共产党找出一条新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说：“我们已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
| 赶考对 |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前往北平时，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道：“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
——摘编自《遍数风流还看今朝（百年大党面对面12）》
材料二 百年党史，如何建设好我们的党，是命根子。毛泽东一生都心系党的建设这个命根子。从抗战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他关于党的命运的三次“对谈”，集中地说明了这一点。
——摘编自石仲泉《毛泽东关于党的命运的三次“对谈”及其时代意义》
材料三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功成名就时做到居安思危、保持创业初期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不容易，执掌政权后做到节俭内敛、敬终如始不容易，承平时期严以治吏、防腐戒奢不容易，重大变革关头顺乎潮流、顺应民心不容易。我们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必须始终过硬。
——据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2018年1月）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窑洞对”的背景，并说明新中国成立前后对“窑洞对”的实践。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党史三对”间的关系。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百年大党重温“党史三对”的原因及时代意义。
材料一 宋朝统治者尊孔重儒，并立有“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祖训。在民族政权并立的情况下，北方游牧民族的种种习俗相继渗入汉文化系统内。不少外来文化的因子也不断渗入，其中科技方面就有来自阿拉伯文化和印度文化的因素。符合平民审美需要的世俗文化兴起，文化上雅俗并存的格局开始形成。精彩纷呈的说书、戏曲、杂剧和百戏，丰富了城乡居民的文化生活。在儒、释、道三教融合的基础上产生的理学，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对封建制度和伦理纲常进行了解释和论证，并渗透到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往为世家所垄断的文化开始向社会下层渗透，出现了“人人尊孔孟，家家诵诗书”的现象。
——摘编自姚兆余《宋代文化的生成背景及其特点》
材料二 宋代文化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近代”色彩。它虽然在不断发展，同时又始终被牢牢地牵制着，并不足以引导社会的转向。面对商品经济和相关观念的发展，宋代统治者不是去创设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经济法律体制，而是从崇尚道德入手，用加强所谓的“修养”来代替已经失落的外在的经济政治的制约。政府各部门则主要依赖礼仪的程序进行协调沟通和节制，并通过强化礼教思想来约束人心的变动。“庶人”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始终以低于品官的位置，被局限在礼制等级结构中。这种深深根植于国家礼制和法律土壤上的官本位思想，不仅使平民文化的发展受到制约，也抑制了近代意义上的民主平等思想的滋生。
——摘编自杨志刚《宋明文化与近代化关系析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文化的生成背景和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文化“不足以引导社会转向”的原因。
材料 屈原，楚国人，因出身贵族，又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徒，朝廷一切政策、文告，皆出于其手。屈原为实现统一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但由于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后来遭到群小的诬陷导致和楚怀王逐渐疏远。屈原痛心楚怀王不能分辨是非，忧愁深思创作了《离骚》……后来秦国约怀王武关相会，屈原力劝不可，而怀王的小儿子子兰等却力主怀王入秦，怀王亦不听屈原等人劝告，结果会盟之日即被秦扣留，三年后客死异国。之后楚顷襄王接位，子兰任令尹……屈原再次被流放。在屈原多年流亡的同时，楚国的形势愈益危急。到楚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屈原眼看自己一度兴旺的国家已经无望……于悲愤交加之中，自沉于汨罗江。
——摘编自司马迁《屈原列传》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屈原辅佐楚怀王变法图强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屈原能够名垂青史的原因。
材料一 马赛曲最早是法国大革命中法国义勇军高唱的一支革命军歌，1879年第三共和国众议院在共和派倡导下通过决议，将《马赛曲》定为国歌。1882年总理弗雷西讷概括了马赛曲对于第三共和国的意义：“马赛曲是祖国的颂歌”，它使人想起“我们父辈的英雄主义行为”，它是“力量的源泉，荣誉的象征”，在1880年至1914年的几十年间共和政府在军队和学校中教法国士兵和学生们唱马赛曲，一时间高昂、雄壮的马赛曲响彻法兰西大地。正如尤金·韦伯所说，“到了19世纪末这支曾属于一个政治派别的好战、革命的歌曲成为了法兰西之歌，它传播的不仅是歌词还有强有力的认同”。
——摘编自顾杭《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前期对共和文化的塑造》
材料二 《义勇军进行曲》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电影讲述了流亡到上海的东北青年从苦闷彷徨中勇敢走向抗日前线的故事。1935年伴随电影上映，《义勇军进行曲》开始在全国大范围传唱。1938年，丰子恺写道：“起来起来”“前进前进”的声音出自村夫牧童之口，长沙的湖南婆婆，汉口的湖北车夫都能喝“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座谈会，专题讨论国歌、国徽等问题。经过反复讨论，大多数人赞成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但有人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一句歌词存在异议，建议歌词作修改。周恩来认为原歌词可以激励感情，毛泽东也表示“还是原有歌词好”。最后与会者一致赞同不改歌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决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
——摘编自刘小兰《<义勇军进行曲>：从抗战最强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1)根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概括《马赛曲》诞生和成为国歌的历史背景，并指出其对法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意义。
(2)根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分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将《义勇军进行曲》定为代国歌且不必改歌词的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国歌的认识。
材料一 徐州地区煤炭储藏量十分丰富，质地优良，其开采历史可以上溯到北宋神宗时期。1870年后，洋务运动由“求强”转向“求富”，徐州煤矿的近代化开采也于此时被提上日程。1881年秋，左宗棠任用胡思燮主持徐州煤炭开采。胡思燮聘请英籍煤矿工程师巴尔到徐州进行实地查勘，还“依西洋公司之法”筹措资金，购买西方近代机器，使用新式工艺进行开采。1884年后，煤矿进行改革，“撙节开支，土洋结合”，整顿矿场，征集新股，徐州煤矿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摘编自余明侠《晚清时期徐州近代工业发展概述》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徐州煤矿残破不堪。由于煤炭销量欠佳，矿方拖欠工人工资，劳资纠纷不断。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废除把头、民主改革和技术革新等一系列的运动，再加上国家的不断投资，煤矿技术人员和广大工人的艰苦奋斗，不仅使老矿区重新焕发了生机，还陆续建立了一系列新矿井。
——摘编自余明侠《徐州煤矿史概述》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晚清时期徐州煤矿近代化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新中国成立后，徐州煤矿渡过难关的原因并分析其积极意义。
材料一 在契约生活这一领域，官方主流文化习惯以“义利”关系来衡量人们实际契约生活中的具体交易行为。这种“重义轻利”观念的宣扬使得古代中国契约生活的道德性更为突出，在官方主流文化看来，契约的互惠性应该让位于契约的互助性，他们视契约为老百姓之间相互救助的重要手段。在儒家传统文化和道德的双重“绑架”下，中国古代的契约制度缺少天然的商业属性，其被赋予了更多“救助”的责任。这就使得，如果“义字当头”，“利”就可以让位，甚至可以被忽略。而这种“义”需要到怎样的程度呢？似乎只要有道理就可以了。而助人为乐、与人为善这些传统美德则顺理成章地成为最理想的“借口”，于是白纸黑字契约在“良心”和“道德”面前变得一文不值，你若较真，别人还会倒打一耙。
——摘编自万珊珊《从中西方契约文化看当今社会契约精神缺失》
材料二 地理大发现、封建经济关系的崩溃、罗马教廷的衰落以及新教的出现、宗教信仰的多样化取代信仰的一致性、身份地位被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平等交往所取代，这一切变化导致非常重要的结果：一是个人主义的崛起，对个人的生命、安全、财产、自由等诸项权益的保护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趋势和必然要求；二是民族国家的兴起，以前那种概念模糊的“神授”王权、“天赋”帝国被具体的、强大的国家统治权力所代替。近代最早完整地提出社会契约理论的是荷兰思想家格劳休斯，往后的斯宾诺莎以及英国的霍布斯、洛克，法国的孟德斯鸠、卢梭等，这些人推开上帝、离经叛道，明确反对君权神授，用理性主义代替神秘主义和愚民政策。他们都相继提出了各有独立见解的社会契约理论。在这些思想家那里，有的利用社会契约理论来为君主专制制度辩护，但更多的则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借用自然法和社会契约理论来论证主权在民、主权利民以及自由、平等的政治主张，来论证进步的民主思想。
——摘编自罗国亮《试析近代西方社会契约理论的由来及其特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契约关系的特点并分析其形成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方近代社会契约理论形成的背景及对西方社会产生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