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南海一号”是南宋初期一艘在海上丝绸之路向外运送瓷器时失事沉没的木质古沉船，1987年在广东阳江海域发现，是国内发现的第一个沉船遗址，距今800多年。“南海一号”古船是尖头船，专家从船头位置推测，当时这艘古船是从中国驶出，赴新加坡、印度等东南亚地区或中东地区进行海外贸易。
清理出的船载文物，包括大量的瓷器、钱币、丝绸，还有部分金银铜锡、竹木漆器以及动植物遗存等。“南海一号”现已出水数千件完整瓷器，不少瓷器极具异域风格，汇集了德化窑、磁灶窑、景德镇、龙泉窑等宋代著名窑口的陶瓷精品，品种超过30种，多数可定为国家一级、二级文物。“南海一号”还出土了许多“洋味”十足的瓷器，从棱角分明的酒壶到有着喇叭口的大瓷碗，都具有浓郁的阿拉伯风情。
2019年8月6日，国家文物局召开工作会，发布了“南海1号”保护发掘项目考古工作成果。沉船中共出土18万余件文物精品，对研究我国乃至整个东亚、东南亚的古代造船史、陶瓷史、航运史、贸易史等有着重要意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南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兴盛的原因。
（2）说明“南海一号”对研究南宋历史的史料价值。
材料 2007年，中国水下考古部门和广州打捞局合作，将“南海一号”沉船打捞出水。截至2019年底，船货已提取完毕。沉船长22.15米，宽9.85米，舱深2.7米，属于远洋贸易船。全船用舱壁板进行分隔，共分为15个货舱。船货品类丰富，而以瓷器、铁器为大宗，瓷器以德化窑、磁州窑、龙泉窑和景德镇窑的产品最为多见。此外，还有漆木器、金银器、金叶子、银锭、铜钱及大量的个人物品，如戒指、手镯、臂钏、项链等，以及动植物残骸、矿石标本等。另据最新的样品检测数据，“南海一号”上已经发现丝绸遗留的化学成分。据出土文字材料，该船的年代当在12世纪末。
——摘编自姜波《港口、沉船与贸易品》
(1)材料中的“南海一号”作为史料，可以用来研究(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南海一号”对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史料价值。
材料一西汉时，江南地区还处于地广人稀、农业落后的状况。但到东汉时期，江南地区农业生产得到较快发展。水稻亩产量从西汉时期的四石升至东汉时期的约六石。据考古资料显示，湖南、江西等地出土了大量东汉时期的陶罐、陶仓等物品。江南郡县明显增多，垦田多辟，耕地面积扩大。广大农民辛勤耕作、农业劳动力资源增加、汉越民族交融和共同开发、相对较好的自然条件以及铁农具广泛使用，成为此时江南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虽然东汉时期江南农业发展水平仍远低于北方，但还是为后来经济重心的逐步南移作了一定的准备。
——摘编自夏时华《东汉时期江南农业发展若干原因探述》
材料二北宋立国后，太祖、太宗及其继承者通过强化地方官员劝农督导职责、推广优良品种废除苛捐杂税等措施重点发展东南经济，这促使当地农业飞速发展。随着麦、粟等旱地作物在南方的推广，东南“专种粳稻”的种植制度得以改变，农作物种植范围得到扩大。东南地区农民利用平原、丘陵山区的各种不同地理条件，开辟出经济作物的专业经营区域。因东南地区民田十之八九种稻，水稻产量大幅度提高，从而使水稻的总产量超过了粟、麦而跃居全国首位。
——摘编自叶依能《宋代东南地区的农业生产与农业政策》
材料三明朝中后期，原产美洲的玉米、红等高产作物传入中国，提高了食的单位面积产量，使许多拼地可改种棉花、桑等经济作物。在松江府，妇女们“晨抱棉入市，易木棉花以归，机将扎轧有通宵不寐者”，催生枫径镇成为棉纺业专业市镇。随着工商业市镇的勃兴，由中小商人和手工业者构成的市民阶层形成，明代阶级结构发生新变化。
——摘编自《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东汉江南农业发展的表现。
(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与东汉相比，宋代南方农业发展的不同之处，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3)据材料三归纳明朝中后期农业和手工业领域出现的新变化
材料一：山西浑源李村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发现的春秋后期晋墓出土有牛尊，特别引人注意的是牛鼻上有鼻环。
材料二：春秋时期共主衰徵，王命不行，战国时期“砥砺甲兵，时争利于天下”。据许倬云统计，春秋时期，就《左传》记载，共计大小战役1200余次，和平期间78年；战国时期，共计战役460余次，和平期间89年
材料三：就百亩之田而言，《周礼》云，“上地，家七人”，但至战国之初，却成为“上农夫食九人”（《孟子·万章下》），土地生产力增加，人口也大幅度增加。
(1)根据材料一中的考古发现，可以初步推测当时哪些社会生产情况？
(2)材料二、三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怎样的时代特征？
(3)以上材料所述社会现实在思想意识领域的反映是什么？试举出两个主要学派及其主要观点。
材料 秦并一海内，在全境推行郡县制，并在县以下普遍建立起乡里制度。汉承秦制，三国又承汉制，从走马楼吴简揭示的孙吴长沙郡临湘侯国（县级）的治理情况看，乡稳定地作为一级行政单位承担力役征派、赋税交纳、户籍编制等职能。《汉书·百官公卿表》记“乡六千六百二十二”，《东观书》记“（东汉）永兴元年，乡三千六百八十二”，两汉时平均每县辖3—4乡。三国时期，临湘是长沙郡首县，郡仓、监狱等高级别机构皆设于此，潘濬军府也驻扎在附近。当代史家根据出土文物推断孙吴临湘侯国辖12乡，后史家综合利用长沙出土汉吴简牍、六朝石刻等地方档案，以及长沙城考古成果，判断三国孙吴黄武至嘉禾年间临湘侯国共辖平乡、广成乡等11乡更符合历史真相。
——摘编自徐畅《三国孙吴临湘侯国辖乡的数量与名称再探》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湘阴侯国行政规划上的特征。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构成东吴湘阴侯国（县级）行政特点的背景。
材料一 1986年，在阿斯塔那古墓群发掘中，出土高昌国和平元年（西魏大统十七年，551）的叠布（即棉布）借贷契约，借贷量达60匹之多。在1975年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对哈拉和卓古墓群十六国至唐西州时期51座墓葬的发掘中，出土一件“蓝棉布，出土物似为一件棉衫裙，内有絮棉，已糟朽成粉状”。在1995年10月中日尼雅遗址联合考察队对新发现的一处墓地发掘中，出土一件宽5厘米、长7.5厘米的棉布方巾，墓地年代属于魏晋前凉时期。
——摘编自新疆考古发掘简报等
材料二 松江乌泥泾的棉纺织业在宋元之际还处于“厥功甚艰”的初级阶段。黄道婆返乡后教民织布，“未几，被更乌泾，名天下，仰食者千余家”。至元十九年，元廷规定税粮可“折输绵绢杂物”，元二十六年四月，“五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绵提举司，责民岁输木绵十万匹，以都提举司总之”。朝廷还经常和市棉布等物，赈济北方部民。由于棉纱和棉布的生产量越来越大，所以，在天历元年全国科差总数中，征收的绵和布就分别达72015斤和211223匹。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对魏晋至唐时期棉花在新疆的传播作出合理的历史解释。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元代棉纺织业迅速发展的原因。
材料一 山西浑源李峪村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发现的春秋后期晋墓出土有牛尊，特别引人注意的是牛鼻上有鼻环。
材料二 春秋时期“共主衰微，王命不行”，战国时期“砥砺甲兵，时争利于天下”。据许倬云先生统计，春秋259年间，就《左传》记载，共计大小战役1200余次，和平时间为78年；战国的242年中，共计战役460余次，和平时间89年。
材料三 就百亩之田而言，《周礼·小司徒》云，“上地家七人”，但至战国之初，却成为“上农夫食九人”（《孟子·万章下》），土地生产力增加28.57%，而人口则更大幅度地增加。
（1）根据材料一中的考古发现，可以初步推测当时哪些社会生产情况？
（2）材料二、三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怎样的时代特征？
（3）还有哪些史实既是以上材料所述社会现实在思想意识领域的反映，也是构成这个时代特征的重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