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近代上海是“一市三治”，分为华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

材料一：在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之间，关于经济问题的广泛讨论，成为当时“百家争鸣”的重要内容。各学派都较为完整地提出了对经济问题的看法和主张……如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孔子主张足食与藏富于民，并指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荀子提出开源节流、节用裕民、礼义为富强之本的主张。

——摘编自韦政通《中国思想史》等

材料二：先秦之时，政府对经济事务干预甚少。汉武帝时，商贾虽可乘车，但所征税倍于常人，又以商人为主要对象征收财产税；将煮盐、冶铁视为国营事业，导致铁器物劣价昂，盐价亦高，且强迫人民购买，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人民负担。公元前81年，昭帝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皆对“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但这些经济统制措施，仍基本延续下去。

——摘编自《中国经济史》

材料一   （明清时期）在人口膨胀、耕地紧张、赋税繁重的背景下，江南农民只有通过调整种植结构来寻求出路。原来用以种植粮食的耕地，改种了棉花、桑树等经济作物；原先的副业—纺织业成了人们的主业；原来的重要粮食产区江南地区，开始在粮食上依赖湖广地区的供应。农业结构的调整和纺织业的兴起、粮食贸易的频繁，终于成就了江南工商业市镇的兴起。江南地区产业结构的变化，最集中地体现为棉纺业和丝织业的发展，而棉纺业和丝织业专业市镇也占江南市镇的绝大多数。在南方个别地方，出现“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已”的景象。

——摘编自卜宪群《中国通史》

材料二   中国的封建专制皇权则恰恰相反，实行的是“重农抑商”政策，统治者对世界形势懵然不知，当葡萄牙人进入澳门时，他们仍处之泰然，丝毫没有感到这是处于重大转折中的西方殖民力量伸入东方繁荣第一个触角。中国的私人海外贸易既然得不到政府的保护而未能充分发展，也就不能通过海外贸易而积累足够的货币资本，促进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编》

材料   2021年10月16日神舟十三号圆满发射成功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人民日报在微博上发了一条“跨越时空的同一天”并配上下面三幅图片（见图1、图2、图3），由此引发网友的热议。从中可以看到，跨越时空的同一天，记录着一代代中国人踔厉奋发、笃行不怠的前进历程。

材料一   上海地铁建设的酝酿和筹划始于20世纪50年代。改革开放后，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上海地铁建设从战备工程回到市内交通运输上，其建设步伐不断加快。1993年5月28日，上海地铁1号线南段建成试运行，标志着上海的城市交通进入立体化时代。

材料二   上海地铁开工建设到现在30年了，已经形成19条线、772公里、459座车站的大网络，通车线路总里程位居世界各大城市之首。

材料三   苏州轨道交通11号线于2023年7月正式开通运营，并与上海地铁11号线实现“双11”交会。苏州、上海这两座位于长三角地区的核心城市，实现了轨道交通系统的跨省市互联互通，这在国内尚属首次。

材料一   以北京作为一个政治、军事的中心，就近指挥长城一线的军事防御，抵抗蒙古族的军事进攻，保证国家的统一、从这一点来说，明成祖迁都北京是正确的。……假如成祖当时不迁都北京，自以身当敌冲，也许在前两次蒙古人入犯时，黄河以北已不可守，宋人南渡之祸，又要重演一次了。

——据吴晗《明史简述》《吴晗论明史》整理

材料二   永乐帝像乃父一样期待元朝蒙古人最终成为明朝中国的一部分。他将首都设在北京，因为那个地点最适宜管理这样的领土。在任何情况下，永乐帝及其继承者宣德帝（1426—1436年在位）都没有试图将草原排除在外。

——【美】阿瑟·沃尔德隆《长城∶从历史到神话》

材料三   辽、金、元时期，北京已逐渐显露出作为控制游牧与农耕两大区域的独特优势。……事实上，元朝“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就集中表现在北京的政治中心与江南经济中心的有机结合上。正如钱穆所言∶“元代建都燕京，米粟依然全赖江南，当时遂创始有海运。”南北相互依存，相互支持，集中反映着唐末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新趋势。只有统摄南北各自的优势，才能稳定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才能有效管控农耕与游牧两大区域。……成祖迁都北京，是明朝前期政治的重大转折，也是15世纪初叶中国历史的重大变化，解决了中国多民族交融新格局时代的定都难题，使"大一统"中国从此步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摘编自田澍《明朝迁都北京与多民族国家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