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在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之间，关于经济问题的广泛讨论，成为当时“百家争鸣”的重要内容。各学派都较为完整地提出了对经济问题的看法和主张……如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孔子主张足食与藏富于民，并指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荀子提出开源节流、节用裕民、礼义为富强之本的主张。
——摘编自韦政通《中国思想史》等
材料二：先秦之时，政府对经济事务干预甚少。汉武帝时，商贾虽可乘车，但所征税倍于常人，又以商人为主要对象征收财产税；将煮盐、冶铁视为国营事业，导致铁器物劣价昂，盐价亦高，且强迫人民购买，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人民负担。公元前81年，昭帝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皆对“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但这些经济统制措施，仍基本延续下去。
——摘编自《中国经济史》
(1)根据材料一、材料二，指出春秋战国时期与汉武帝时期的经济主张的不同。(2)根据材料一、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春秋战国时期与汉武帝时期经济主张提出的历史背景。
材料一 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史记·货殖列传》
江南……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宋书》
材料二 隋炀帝即位后，关中和河洛地区的物资不足以供应隋中央政府的需要，为此开通了以洛阳为中心，北起涿郡，南到余杭的大运河。在开河过程中仅通济渠便先后征调民夫二百万，隋炀帝还在沿途建置了许多专供个人享乐的“御用”工程。开通后的大运河，连接了五大水系，全长2500多公里，加强了洛阳与江南地区的联系。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最古老的人工水道，自古至今在保障中国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等
(1)比较材料一中的两则材料，说明我国江南地区从西汉到南朝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促成这些变化的原因有哪些？(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意义。
材料一 在苏俄最初与孙中山接触时，孙中山对苏俄和共产国际仲出的橄榄枝并没有积极回应。1922年6月，陈炯明“六一六”兵变发生后，孙中山离粤赴沪。在与英国记者阿瑟·索兰姆的谈话中，孙中山说：“国民党是我的孩子，现在眼看就要淹死。……我向英美呼救，他们站在岸上嘲笑我。这时漂来一根俄国稻草，我在快要灭顶的时候就抓住了它。英国和美国站在岸上向我大喊，叫我千万不要抓那根稻草，但是，他们帮助我吗？不。……我知道这是一根稻草，可是总比什么也没有好。”
——摘编自李振武《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过程中的障碍及化解》
材料二
(1)根据材料一、概括孙中山对苏俄态度转变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成果，并简析失败的原因。
材料一 唐代借债人可以通过宅舍、田地甚至是牛羊、粮食等进行质押借贷。此外，借债人还可以通过保证人担保的方式借贷。唐代政府规定过民间借贷利率的上限，如果利息超过本金后再计息索债，或者计复利（民间称“驴打滚利”），则政府不予承认和保护。《唐律疏议》对于借款违约的情况作了详细规定。唐代政府禁止郡县官僚私人放贷，天宝九年（750年）政府下令；如郡县官僚放贷取利则先予免职，放贷所获收益收归政府；禁止家庭成员私自抵押家产借款以及向入境少数民族放贷。
——摘编自李莹、张兴胜《唐代的民间借贷》
材料二 宋代政府鼓励民间私人放贷，比如在灾荒之年，政府一般不进行放贷，而是通过私人放贷来帮助小农渡过难关。针对民间借贷行为中的高利贷、违法借贷行为，宋代政府则不断规范并进行限制打压。宋代民间借贷关系已经影响到社会各阶层，小农为借贷的主要群体，地主则为放贷的主要群体。商人、手工业者从事借贷活动的情况也非常多见。宋代有“京债”一说，指的是官员被任命后，在京师置办行装、支付旅费等借贷活动。还有部分退职官员由于俸禄降低，只好典当衣物、租借耕牛，自己从事农业生产来补贴家用。
——摘编自杨瑞璟《宋代民间借贷的特点与积极作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唐代民间借贷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相较于唐代，宋代民间借贷的不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经过了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不仅沉重打击了投机势力，而且充分显示了人民政府在经济领域的治理能力。到1950年4月，全国财政收支果然出现了接近平衡的新局面。长期以来民众深恶痛绝、国民党政府一筹莫展的恶性通货膨胀的状况，终于根本改变。 “如设1950年3月的批发物价指数为100，当年12月下降为85，1951年12月为92.4，1952年12月为92.6。用不到一年的时间把形势险恶的市场物价完全稳住，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这次平抑物价、统一财经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摘编自李攀《财经战线的淮海战役》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之初，农村土地短暂的私有化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推动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改革开放以来，对农村进行的制度改革逐步确立并推广，适应了当时最广大农民的需求，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断提升，极大地解放与发展了生产力，促进了粮食生产的发展。
——摘编自杜志雄《70年中国粮食发展的成效与经验》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财经战线的淮海战役”的意义。(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50—80年代，我国提高粮食产量的举措。
材料 殿试虽然始于唐朝，但当时并未形成制度。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年），才在省试上增加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并成为定制。宋太祖曾对近臣说过：“昔者，科名多为势家所取，朕亲临试，尽革其弊矣。”唐代，主考官入贡院前，允许台阁近臣荐举考生。这种公荐直接关系到考生能否被录取。由于这种公荐极易导致营私舞弊，宋太祖乾德元年（968年）下诏：“礼部贡举人，自今朝臣不得更法公荐，违者重置其罪。”糊名法初行于唐，但并未普遍推行，到了宋代成为定制。糊名法，即把试卷上考生的姓名、乡贯等糊上，使考官无法确定试卷的归属。但是糊名后，考官虽无法看到考生的姓名，还可以通过笔迹辨认。为了禁绝这种情况，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始在殿试中实行誊录。誊录，即在收卷后，由专人誊写试卷副本，考官根据副本评阅定等。在考试内容方面，宋初沿袭唐制，进士科主要以诗赋取士。这种制度的消极性日益暴露。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下令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取士。唐代，进士科考试录取率极低，每科一般录取二三十人，到了宋代，大大扩充了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以进士科为例，北宋每科录取约277人。
——摘编自李建国《略论宋代科举制的发展》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唐代科举制相比，宋代科举制所具有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科举制度改革的影响。
材料一 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的村民自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变革在小岗村取得成功之后，在1979年年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通过了允许当时农村最贫困的“三靠队（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从1980年开始首先实行“大包干”的决议。1980年年底进行清点时，发现全国有14%的生产队采用了“大包干”的形式，不管这些生产队原来的生产情况如何，在采取了包干到户的这一年内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从1981年开始政府将家庭联产承包制度推广到全国，在当年年底实行的生产队就达到了45%，第二年提高到80%，到1984年全国农村99%都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
——摘编自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
材料二 1998年以来，为解决我国部分农村地区收听不到广播、收看不到电视的突出问题，国家实施了“村村通”工程。这一工程的实施，有效扩大了农村广播电视的覆盖，解决了近1亿农民收听、收看广播电视的问题。
——《“十一五”全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建设规划》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村村通”工程的意义。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中国共产党农村治理体现出的政治智慧。
材料一 19世纪60至90年代，为了挽救风雨飘摇的清王朝，李鸿章等一批封建官僚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发起了洋务运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掀起了维新变法运动。以孙中山、黄兴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学习西方“共和制道路”，发动了武昌起义，最终于1912年建立了中华民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1917年，以宣传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科学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兴起，而后期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社会主义思想成为新思潮主流。
——摘编自刘仓有《简析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历程》
材料二 20世纪初，为了挽救国家危亡、寻求中华民族复兴之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辛探索与反复比较，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摘编自袁银传、兰国汝《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选择马克思主义的背景、历程与启示》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原因及其意义。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自汉至宋发生了明显转移，由北方的黄河流域逐步转移到江南的长江流域。下面是研究这一变化问题的有关材料：
材料一 甲：西汉至北宋南北方人口占全国人口比例的变化
| 西汉 | 唐天宝年间 | 北宋崇宁年间 | |
| 黄河中下游地区 | 70.3% | 57.1% | 29.9% |
| 长江流域 | 20.3% | 38.1% | 54.3% |
乙：北宋中期土地垦殖率
材料二 宋代东南地区人均耕地越来越少，在土地上从事耕作的农民，无论是主户还是客户都为提高单位面积上的粮食产量而作出各种努力。在精耕细作农业的支撑下，“吴楚之地方数千里，耕有余食，织有余衣，工有余材，商有余货”。故宋人称：“今天下根本在于江淮，天下无江淮不能以足用，江淮无天下自可以为国。”天下根本在于江淮并不夸张，太平兴国六年朝廷规定由江淮漕往京师的粮食为400万石，至道初年增为580万石，大中祥符初年又增至700万石。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韩茂莉《中国农业地理》
(1)材料一对研究“经济重心南移”有何史料价值，请分别加以说明。(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主要影响。
材料一 汉初制度大多不切实际，要求制度变革的呼声甚高，却无法得以实施。直到武帝时期，才大刀阔斧地推行了制度变革。这是一个事功显赫的时代，也是一个垂范立制的时代，在协调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解决皇权与相权矛盾等重大领域，汉武帝都进行了制度创新和变革。
——摘编自孙家洲、王文涛《制度变革与汉武帝盛世的造就》
材料二 明初中枢机构基本承袭前元，但君相间对中枢决策权的争夺出现了突变，并奠定了整个明代中枢政治发展的方向。虽然这一突变使君权实现了集中，却难以平衡集权与效率的矛盾，迫使后世嗣君在解决集权与效率的平衡时，不得不对明代中枢决策体制进行适当的调整。
——摘编自王剑李文王《承继、突变与适调：明初政治变动中的政治文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武帝时期“制度创新和变革”的表现。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初中枢机构的“突变”及其产生的消极影响。后来的君主是如何进行调整的？
(3)综合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中枢制度发展的总体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