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二年冬十月，御史大夫赵绾坐请毋奏事太皇太后，及郎中令王臧皆下狱，自杀。丞相婴、太尉妢免。
五年春，罢三铢钱，行半两钱。置五经博士。
（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冬，初算商车（车船使用税）。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匈奴入上谷、渔阳，杀略吏民千余人。遣将军卫青、李息出云中，至高阙，遂西至符离……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
——摘编自班固《汉书·武帝纪》
材料二 （公元前89年）癸巳，禅石闾（在石闾山祭祀地神），见群臣，上（汉武帝）乃言曰：“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
臣光（司马光）曰：“孝武（汉武帝）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摘编自司马光《资治通鉴》
(1)结合材料一中的具体信息，说明其对研究汉代国家治理的史料价值。(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在运用史料评价历史人物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材料一
材料二
都城内外，自有文武两学，宗学、京学、县学之外，其余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
——摘自（宋）耐得翁《都城纪胜》
从宋到元，产生了大批新的蒙书。宋元以下，可以说只有较小的发展和补充，再没有很大的变动。
——摘编自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初探》
(1)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材料一、二所反映的现象及其之间的联系。(2)若要进一步研究材料二中的现象，你还可以从哪些角度入手，结合史实举一例说明。
材料 中国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地图上画长城现在已经无法确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最早标有长城的地图是宋代的。学者研究发现宋代并不是一个修筑长城和利用长城进行军事防御的朝代，但宋人却认真地在许多全国性舆图上都画上了长城。今天苏州碑刻博物馆藏有一块宋代图碑，上刻《地理图》一幅，图中就有长城。值得注意的是图下部的跋文说道：“中原土壤北属幽燕以长城为境，旧矣。至五代时，石敬塘弃十六州之地以赂契丹，而幽蓟朔易之境不复为吾有者三百余年。”长城虽不是边境，但长城的意义本是阻抗北方民族的南下，所以图的编制者仍画上实际上不起作用的长城以求理念上的不败。此幅地图的编制有当年的时代意义，如跋文的最后一句话所言：“庶几观者亦有所感发焉”。所谓观者的“感发”就是感怀华夏北方领土的失弃。
——摘编自唐晓峰《宋代地图上的长城》
(1)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宋代在地图上标注长城的原因。(2)据材料，概括指出地图在宋代国家治理中发挥的功能。
材料一 元代本着“损中国无用之费，易远方难制之物”的精神，鼓励商人从事海外贸易，其进出口货物数量和品种都倍于前代，且不断增长，呈现出繁荣发展的局面。据《大南海志》记载，元代前期经广州港进口的商品计有七类七十多种。元代后期，仅由四明（又名庆元，即今浙江宁波）进口的商品就高达二百二十四种，比元前期翻了三番。值得注意的是，在品种繁多的进口商品中，奢侈品的数量较前代有明显减少，而用于生产、生活的日用品比例大大增加。海外商品输入中国沿海港口以后，通过商贩们的转运，销往全国各地。
材料二 泉州作为元代最大的进出口港口，那里的各种货物堆积如山。江南最繁华的都市杭州，是元代最大的商品聚散地，政府在此设有市舶仓库，专门贮存从各地转运来的货物。杭州本身也是最多的消费城市，仅胡椒一项，每日销量竞达四十三担，每担重九十公斤。元大都（今北京）虽远离东南沿海贸易港口，但由于它是元朝统治中心，达官贵人、富商大贾云集于此。不论是政府，还是民间商贩，都将各国商品转运来此经销。当时的大都，凡是世界上珍稀的东西，几乎都能在这里找到，特别是来自印度的商品，如宝石、珍珠、药材和香料。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喻常森《元代海外贸易发展的积极作用与局限性》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元代海外贸易繁荣发展的表现。(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元代海外贸易繁荣发展的原因及其影响。
材料 司马迁将项羽载入《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七》，班固将项羽载入《汉书·卷三十一·陈胜项籍传第一》。在《史记》中，司马迁除了介绍项羽生平（“项籍者，下相人也，字羽”）以及转述项羽的言论之外，均对项羽以“字”相称，或者称其为“项王”。在《汉书》中，班固对项羽以“名”相称，很少称其为“项王”。在《史记》中，项羽的封号是“西楚霸王”，而在《汉书》中，项羽的封号是“西楚伯王”。关于项羽身死之后的记载，司马迁在《史记》中这样写道：“项王已死，楚地皆降汉，独鲁不下。汉乃引天下兵欲屠之，为其守礼义，为主死节，乃持项王头视鲁，鲁父兄乃降。始，楚怀王初封项籍为鲁公，及其死，鲁最后下，故以鲁公礼葬项王谷城。汉王为发哀，泣之而去。”在《汉书》中，班固没有如司马迁那样详细介绍汉军占领鲁地的过程，在写完项羽乌江自刎一段之后，班固仅用一句话交代了项羽的后事——“汉王乃以鲁公号葬羽于谷城”。
——摘编自张春巍《项羽生平记述差异分析—基于〈史记〉和〈汉书〉的考察》
(1)根据材料，概括《史记》和《汉书》记述项羽的差异。(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影响《史记》和《汉书》对项羽记述的因素。
材料一 1875年，早期维新派薛福成指出：“西人风气，最重条约，至于事关军国，尤当以《万国公法》一书为凭。如有阻挠公事，违例干请者，地方官不妨据约驳斥。”针对地方官员因不谙外交、不明条约，与洋人交涉则“茫然不知所措，刚柔两失其宜”，他建议将《万国公法》《通商条约》刊布各地方州县，“将来流传渐广，庶有志之士与办事之官幕书吏，咸得随时披览，一临事变，可以触类旁通，援引不穷矣”。
——摘编自张海鹏总主编《中国近代通史：早期现代化的尝试（1865—1895）》
材料二 1902年，梁启超撰述《新民说》指出：“民族主义者何？各地同种族同语言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除梁启超外，晚清知识分子受到欧洲各国民族建国先例的鼓舞，也纷纷提出类似主张。1903年，蒋方震在《浙江潮》上刊出《民族主义论》一文，写道：“合同种异种，以建一民族的国家，是曰民族主义。”他指出，唯有民族的国家，才能发挥其本族的特性，才能“合其权以为权，合其志以为志，合其力以为力”，从而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力战群族而胜之，其本族日滋长发达而未有已”。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
材料三 在整个抗战期间，全国各族人民，不分阶级阶层，不分党派团体，不论男女老幼，都被迅速动员和组织起来，以各种不同方式投身抗战。此外，分布世界各国的华侨，始终与祖国的抗战同呼吸共命运，或捐款捐物，或返回祖国直接参战，为祖国的抗战尽心尽力。其间，国内政局比较稳定，民族团结抗战气氛始终高涨。
——摘编自章开沅、朱英主编《中国近现代史》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早期维新派、20世纪初晚清知识分子民族意识萌发的表现及其背景。(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抗战期间民族团结抗战气氛始终高涨的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中国民族意识不断觉醒的意义。
材料 清末民初，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以及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而剧烈的变动，新式的汉语词汇呈几何式增长，“英雄”概念也随之变迁。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于日本，士大夫惊呼保国、保种，国人对“英雄”的呼唤之声渐隆，并很快形成巨大的声势。首先，传统秩序崩溃之际，需要有智识和勇气兼备、为国家和公众利益不懈努力的精英式英雄人物引领现代国家转型；其次，中国要立足于万国之中，迫切需要凝聚共同体意识，强化民族认同，这使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英雄谱系成为至关重要的一项工程；再次，展现于近代中国人眼前的现代国家以“自由”“平等”理念为其底色，公民平等地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自然也在中国催生出“人人皆可为英雄”的全新观念。由此，英雄不再是高高在上、超群脱俗的精英人物，而是每一个助力国家建设的平民英雄。
——摘编自赖静萍《从揽驭到召唤：近代中国国家建设与“英雄”概念变迁》
(1)据材料，概括近代中国“英雄”一词的多元内涵，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英雄”呼声渐隆的背景。(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英雄”一词的多元内涵对近代中国国家建设的影响。
材料一 宋代，许多传统的观点发生动摇，如邓馆指出“行商坐贾，通货殖财，四民之益也”；陈耆卿将士、农、工、商在社会上的作用逐一论述之后认为：“此四者，皆百姓之业，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易之者也”。儒家强调“重义轻利”，并且将先义后利作为利益得失取舍的一个原则。然而在宋代，更多的思想家认为利在义存，利亡义丧，没有离开物质财富的“仁义道德”。宋代，社会各阶层对财富产生了强烈的占有欲，人们为“一钱之争，至死而不悔”。上自皇帝、下至平民百姓，都参与经商以牟取利润。……宗室嫁女，也是找富家大姓以货取，婚姻不求门户，直求资财。国家也允许商贾中的“奇才异行”者应举，以至于“工商之子，亦登仕进之途”。
——摘编自孙金玲《宋代社会思想观念的发展变化及原因》
材料二：晚明时期，西方传教士接踵东来。为了找到传教的门径，他们往往介绍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火器制造等知识。与殖民者稍后而来的是美洲农作物，玉米的产量远比麦类高，番薯更是每亩可产数千斤。葡西殖民者围绕中国的商品开辟了商业航线，中国的出口商品以生丝和丝织品为主，而进口的只有少量香料之类的商品。由于出现这种结构性的贸易逆差，美洲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成为当时全球经济中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摘编自樊树志《全球化视野下的晚明》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社会思想观念领域变化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概括晚明时期中国社会出现的新变化，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影响。
材料一 “一边倒”外交政策给中国带来的战略意义十分重大。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向中国提供贷款、派遣专家、提供大量技术资料以及培养一大批建设人才等经济援助举措，对于“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由于有苏联作后盾，新中国更拥有力量来消灭旧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遗产，并进行新的国家建设和社会改造，以应对来自国内外对中国革命的种种威胁。实行“一边倒”外交政策以后，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两国关系迅猛发展。
——摘编自张梅红《浅析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政策》
材料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和改革开放的展开，争取一个有利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和平环境越来越成为全党的共识，党中央开始对外交政策进行重大调整。首先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科学判断，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重要论断，同时主张世界上所有国家不论大小、富贫、强弱一律平等，各国的事应由各国人民自己去管，世界上的事应由各国协商解决。中国决不称霸，也坚决反对来自任何方面和以任何形式出现的霸权主义。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也决不同它们任何一方结盟。中国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亲疏、好恶。
——摘编自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共产党简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成立初期“一边倒”外交政策的作用。(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外交政策的变。
材料一 一战爆发，欧洲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对中国输出的资本和商品相对减少，为中国民族工业让出了部分中国国内市场，也利于中国商品开拓国外市场。1911—1919年，全国面粉业增至120多家，火柴、造纸等轻工业有显著发展。但好景不长，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欧洲帝国主义国家卷土重来，民族工业很快就萧条下去。
——摘编自焦雪琴《近代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历程之研究》
材料二 旧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解放后，投机资本疯狂操纵黄金、银元，在私营百货公司的带动下，几乎所有私营商店的产品都以银元标价。同时投机资本势力还掀起一股物价飞涨的浪潮，天津、上海带头，华中、西北跟进，波及全国，经济形势十分严峻。
——据程中原、夏杏珍《党史国史上的要人大事》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分析一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原因。根据材料一，概括这一时期民族工业发展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回答新中国对“投机资本”采取的反击措施和其产生的影响，并思考新中国还采取哪些举措巩固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