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以汉族为主体的伟大的中华民族，其思想文化的真正统一，也始于秦汉时期。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了空前统一的秦王朝，自春秋时期起涌现的华夏 民族融合告一段落。华夏民族自此同属一国，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各方面趋向一致。秦朝政府采取一系列有利于统一的措施，很快实现了“书同文，行同伦” （《礼记·中庸》）的理想。“书同文”标志着秦王朝统治区域内文字和文化的统一，“行同伦”反映了心理素质和思想道德的一致。这种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到汉代以后“独尊儒术”，儒家思想被用来作为统一思想、道德和文化的武器。从此，统一的文化思想、统一的道德伦理和统一的心理素质，即统一的价值体系，在中华民族形成了。
——摘编自林剑鸣《秦汉史》等
材料二 “断诸北语，从正音”，“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跟。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诸功臣旧族自代来者，姓或重复，皆改之。
黄门郎、司徒左长史宋并定诸州士族，多所升降。
魏主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荣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
——摘自《魏书》《资治通鉴》
材料三 我国历史上大一统的国家治理模式下，重视“要在中央”，也强调因俗而治，并非一味地追求整齐划一，也有高度的灵活性。“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
《元史·地理志》总结道：“盖岭北、辽阳与甘肃、四川、云南、湖广之边，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
——摘编自选择性必修1《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中外历史纲要（上）》
(1)根据材料一用一句话概括此期中华民族发展史的阶段特征，并以文化方面的史实加以论证。
(2)根据材料二，概括孝文帝促使鲜卑汉化的主要措施，从中华民族发展史角度解读其历史意义。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指出元代在东北地区的民族政策与唐代有何不同？从大一统的国家治理角度用一句话概括其历史意义。
材料一 凌晨五更，潘楼酒店楼下的各种行商便开始了。早市买卖的物品有“衣物、书画、珍玩、犀玉”，到了天亮之后，就有卖“羊肚、鹑、兔”等各类熟食摊子，等他们收了之后，“方有诸手作人上市买卖零碎作料”。吃过早点，人们便可以去附近的瓦子勾栏里观看说唱、杂耍等各色表演，从这里出来，沿着龙津桥往南走，就到了夜市一条街，“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
——摘编自李基《北宋东京集市贸易活动——基于对<东京梦华录>的解读》
材料二 北宋中下层女性较多地参与经济生活，从商领域广泛。这从一些店铺的名称即可得知，如曹婆婆肉饼、丑婆婆药铺、王小姑酒店等等。……春暖花开时，妇女们开始出城探春。“自三月一日至四月八日闭池，虽风雨亦有游人，略无虚日矣”。《东京梦华录》卷六至卷十依次从年首正月记述到年尾除夕的岁时节日里，妇女们也纵情玩乐。
——摘编自张莉曼《<东京梦华录>中的北宋女性民俗》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北宋经济生活的新变化。(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宋女性民俗的特点并分析原因。
材料 宋朝的发展轨迹上，承载着晚唐五代以来太过沉重的历史教训。“祖宗之法”立意于防范“意外仓促之变”，以制度的平缓调适来保证政治的稳定。这一方针，有效杜绝了内部的重大变局，使得宋代以后，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通过兵变或所谓“禅让”等方式篡取中央政权而成功者，也没有发生严重的地方分裂割据局面。防范纤悉的小心与牵制，一方面使这一朝代政治上步履蹒跚， 因而难免“因循”之讥； 另一方面，却也出于对“防弊”的重视，使其制度建设颇为细密，且调整变革不断，渗透出务实与创新的精神。
——摘编自邓小南《创新与因循：“祖宗之法”与宋代政治变革》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宋代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时“制度建设颇为细密”进行合理解读。
材料 元朝在完成全国大统一以后， 在全国范围内逐渐固定为辽阳、陕西等十行省，成为地方的最高统治机关。行省于地方事务，无所不统，与宋地方长官行政、军事、财政三权分掌的体制相比，元的行省拥有的权力要大得多，但仍是“遵成宪以治所属，决大狱，质疑事，皆中书报可而后行。”行省制度的设制，是由当时境土辽阔、交通不便，以及蒙古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内地原来深刻的矛盾没有缓和，而民族矛盾又形尖锐的形势需要所决定的。行省制度一直为后世所沿行，其区划也基本上从元代开始确立。
——整编自周良霄等《中国断代史系列.元史》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说明行省制度是如何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的。
材料一 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1913年）各党所占议席：
| 党名 | 发起人 | 在议会中所占席数 | 所属政治派别 |
| 国民党 | 宋教仁 | 392 | 革命派 |
| 共和党 | 黎元洪 | 176 | 旧官僚 |
| 统—党 | 程德全 | 24 | 旧官僚 |
——摘编自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
材料二 1946年11月15日，国民大会在南京开幕，出席者仅1355人，其中，国民党籍代表855名。因此，人民称这次大会是“党民大会”。“国大”的召开遭到共产党和民盟的一致反对，如周恩来在次日发表声明说：“国民党政府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已于昨天开幕了。这一‘国大’，是违背政协决议与全国民众，而由一党政府单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
——摘编自罗昊《1946年“制宪国大”合法性研究》
材料三 1954年5月底，全国基层选举工作全部结束，经过一年多的紧张工作，全国各地在21万余个基层选举单位，3. 23亿登记选民中进行了基层选举，共选出基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566万余名。在此基础上，又由省、市人民代表大会，中央直辖单位和军队及华侨单位分别选举产生1226名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其中，中共党员668人，占54. 48%，党外人士558人，占45. 52%。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能够充分代表人民的意志来制定国家宪法。1954年8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33次扩大会议，决定于1954年9月15日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摘编自光明日报出版社《共和国历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提炼表中反映出的信息并加以解读。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46年“制宪国大”召开的背景。
(3)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国民党“制宪国大”相比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不同之处，并分析其召开的意义。
科玄之争“科玄之争”缘于1923年2月学者张君动在清华大学作的《人生观》讲演。他认为，人生观为主观的、综合的，起于直觉，体现自由意志与个性；而科学为客观的、分析的，重因果规律与事物的共性，故科学于人生观无能为力，解决人生观问题唯赖玄学。同年4月，丁文江在《努力》上发表《科学与玄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力斥其非。其后，胡适、陈独秀等人均参与论争。
张君动极力推崇中国古代宋明理学，指出在人欲横流之际，“诚欲求发聋振聩之药，惟在新宋学之复活”“若夫心为实在之说，则赖宋明理学家而其说大昌，真可谓其功不在禹下者焉”。
胡适主张“拿科学作人生观的基础”，“殊不知，我们若不先明白科学应用到人生观上去时发生的结果，我们如何能悬空评判科学能不能解决人生观呢？”“在那个自然主义的宇宙里，天行是有常度的，物变是有自然法则的，因果大法支配着他——人——的一切生活，生存竞争的惨剧鞭策着他的一切行为
——这个两手动物的自由真是有限的了"。
陈独秀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中，对张君劢提出的包括“大家族主义与小家族主义”等在内的九项所谓科学无法解释的人生观，逐一作了说明。其中，针对财产公有私有制度一项，他从原始社会、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的经济基础不同着手，依次说明矗立其上的人们财产观念的演进。
——摘编自李直轩《文化系统的结构分化与要素整合——种解读“科玄之争”的新视角》
(1)“科玄之争”主要是由哪些因素引发的？
(2)“科玄之争”的兴起体现了当时社会思潮的哪些特点？
材料一 民国初年的北洋政府对辛亥革命的态度颇为暧昧迂回。1912年“双十节”，国务总理赵秉钧代表袁世凯恭读祭文，只以“时会既开，国风丕变，帝制告终，民豪聿见”数语，表现民国肇建过程，肯定诸位烈士终结帝制之功，对民族革命几乎不提。随着北伐的胜利，中国国民党逐渐取得政权。1927年《上海民众国庆纪念大会宣言》中指出，“辛亥革命至少含有两层重大的意义，其一，民族革命一部分的成功，其二，民权革命的确立……于种族革命之外，复为中国历史上开一政治革命的新纪元”。在肯定辛亥革命具有两层意义的同时，使辛亥革命民族革命的性质之中加入了反帝内涵，这是对辛亥革命性质的一种引申。
——摘编自何广《历史上对“辛亥革命”的纪念和解读》
材料二 1938年10月10日，周恩来发表《辛亥、北伐与抗战》一文指出，“辛亥革命前，孙先生联合了当时革命团体，如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组成了同盟会，并联络会党，联合当时咨议局立宪派中革命分子，于是有辛亥革命的成功。这是中国统一战线之最初形式”，对辛亥革命中各政治力量的联合，促成革命成功，给予充分肯定。1941年10月，中共中央作出的《中央关于纪念今年双十节的决定》称：“今年十月十日是辛亥革命的三十周年纪念日，全国各地应当举行热烈的庆祝与纪念。各地共产党员应向人民作广泛的解释，使每个中华民族的男女一致明白十月十日这一天……是我们伟大中华民族几千年生活中有着伟大历史意义的一天。”
——摘编自金冲及《从辛亥革命到中国共产党》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在辛亥革命纪念问题上所持态度的异同点，并简要分析南京国民政府态度变化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纪念辛亥革命活动中所选的宣传角度，并分析上述宣传角度的历史意义。
材料
根据上图解读出具体信息，并对图片内容进行简要论述。(要求：提取信息明确；论述内容准确、完整；解释和分析逻辑清晰。)
材料 中国人如何称呼来自遥远欧洲的人群，在近代中外交涉历程中经历了很大的变化。
1643年版《辟邪集》直接把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称为“夷族”、“夷类”，指责传教士们包藏祸心，妄图“以夷变夏”。
183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阿美士德号抵达上海，中国官员在对其批文中按惯例将其称为“该夷船人……”。但是在这次交涉中，普鲁士籍翻译郭士立认为中文的“夷”意指“barbarians”(野蛮人)，使英国船长感到批文中的“夷”字触犯了英国的体面而大为光火。
1842年，魏源在《海国图志叙》中，虽称欧洲各国为“西夷”，但指出不应以传统的居高临下的态度来对待这些“夷”：“远客之中，有明礼行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穿今古者，是瀛寰之奇士，域外之良友，尚可称之日夷狄乎？”并明确提出应“师夷长技以制夷”。
1858年签署的《天津条约》规定“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朝廷丈书中原来使用的“夷务”随后也改称为“洋务”。
1858年后，中国官员对欧洲各国的称呼逐渐发生变化。如康有为在《理学篇》中把“中国”与“泰西”并列。张之洞在《劝学篇》中称列强为“西国”。
——摘编自马戎《西方冲击下中国的话语转变、认同调整与国家重构》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对“夷”字解读的变化。概括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在回答现代化问题时明确表示：“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主要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条件，以自力更生为主。”邓小平同志认为：我国要顺利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必须制定和完善社会主义宪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曲折道路也证明了要实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必须要有宪法以及相关法律的保障。
——摘编自《邓小平文选》等
材料二 邓小平对所有计划与建设的可行性都要先进行试验，这与他使用的口号“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相一致。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充满了不确定性和自我怀疑，邓小平又及时地睿智地将这“唯一标准”进行精准解读，让每个实践者都能用它准确地给自己的实践行为量化打分……邓小平和他的同事找到了一条富国强民的道路，在达成这个目标的过程中，邓小平也引领了中国根本转型，不论它与世界的关系方面，还是它本身治理结构和社会方面。
——摘编自（英）理查德·伊文思《邓小平传》
材料三 进入新时代，改革开放实现由过去长期量变到阶段性质变的转变，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新时代10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10年。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过去我们更多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注重的是“摸经验和规律”；新时代我们更加注重“顶层设计”，侧重于总结经验和把握规律，蹄疾步稳推进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不断开创我国改革开放新局面。
——摘编自贺新元《新时代十年：改革开放史上的里程碑》
(1)根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具体内涵，并分析这一时期完善社会主义宪法的具体措施。(2)根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指出20世纪90年代邓小平对“唯一标准”进行精准解读的事件及意义，并指出“中国根本转型”在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方面的表现。
(3)根据材料三和所学知识，列举新时代10年中国式现代化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并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作用。
材料
上面三幅图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不同时期的建交国分布情况。结合所学知识加以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