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学者周振鹤把我国两千年来的政区归纳为三个层次，即县级政区（基层政区）、统县政区与高层政区，他按照以上三个层次将历代行政区划归纳成下表：

——据周振鹤《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

材料   顾炎武认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后人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中国历史上，“天下”兼具地理意义与文化意义。在秦大一统之后，“天下”的地理意义与“国”的地理意义逐渐重合，而“天下”的文化意义则得以保留，并获得新的发展。“天下”是每个人的自我道德意识，是构成家的组织、国的组织的文化基础。在儒家看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每个人都需要承担起自我的道德责任。在政治清明的时代，每个人都有责任唤醒自我的德行，投身到私人关系中去建设家庭，投身到政治关系中去建设祖国。而在兵荒马乱、国破家亡之际，每个人仍旧需要坚守自我的德行。

——摘编自朱光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的家国情怀》

材料   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的征途中，在面临革命局势的转变和重大问题的决策时，召开了以下一些重要会议：重要会议：

中国近代前期发生的重要史事

要讲某一代的制度得失，必需知道在此制度实施时期之有关各方意见之反映。这些意见，才是评判该项制度之利弊得失的真凭据与真意见。历史意见，指的是在那制度实施时代的人们所切身感受而发出的意见。这些意见，比较真实客观。待时代隔得久了，该项制度早已消失不存在，而后代人单凭后代人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上已往的各项制度，那只能说是一种“时代意见”。时代意见并非是全不合真理，但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已往的历史意见。即如我们此刻所处的时代，已是需要民主政治的时代了，我们不能再要有一个皇帝，这是不必再说的。但我们也不该单凭我们当前的时代意见来一笔抹杀历史，认为从有历史以来，便不该有一个皇帝；皇帝总是要不得，一切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只要有了一个皇帝，便是坏政治。这正如一个壮年人，不要睡摇篮，便认为摇篮是要不得的事。但在婴孩期，让他睡摇篮，未必要不得。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 不同代人由于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不同，在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上存在差异。两代人之间对社会巨变所持的不同看法，导致思想和行为方式上的矛盾和冲突，这就是“代际冲突”。代际理论对于深入探讨近代中国巨变时代中的思想文化冲突现象而言，是一种很好的研究方法和思维工具。

——摘编自焦润明《代际理论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材料一   永乐十七年（1419年）郑和第五次远航返回，带回的贡品中就有阿丹国所贡麒麟，木骨都束（今非洲摩加迪沙）所贡花福鹿（长颈鹿），足证圣天子的声威无远弗届，也证明大明已是千古未有的太平盛世，一向声教不及的远人才会贡献如此珍贵的瑞兽。皇家画师奉命绘图记载，文武百官观赏后恭呈颂扬诗文。这些活动直接和间接的影响遍及明朝各地，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民间对朱棣的负面影响，增强了政权的合法性，也使朱棣自我陶醉。正因为如此，郑和的船队才会一次又一次出发，并且越驶越远，直到东非。

——摘编自《葛剑雄：郑和究竟为何下西洋》

材料二   中国对外援助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50年至1978年间革命与建设经验的转移。第二阶段是1978年到2000年间改革与开放经验的转移。1985年，中国选派农业专家帮助改造早先在布基纳法索援建的三个水稻垦区，参照中国国内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做法进行生产制度改革。第三阶段是2000年至今，中国将自身的经济增长方式传向世界，这种方式的核心是基础设施建设，其标志性表述是“要致富，先修路”。埃塞俄比亚到吉布提的铁路，连服务员端茶倒水的姿势，都是中国铁路局直接过去培训的。在农业领域，以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和技术培训为主导的“科技兴农”成为援非农业的主要形式。

——摘编自李小云《中国援助非洲既非“殖民”，也不是“冤大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