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文学，必溯源于诗经三百首……是有政府收集而流行在贵族社会的……魏晋南朝的诗人，多半出身于门第新贵族中……唐代诗人之多、诗学之盛，可以说超前绝后。全唐诗九百卷，凡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作者二千二百余人。以平民的作家，而歌唱着平民生活下至种种情调与境界。

中国艺术中最独特的而最重要的，厥为“书法”……（南北朝）南方擅长“帖书”，大体以行草为主，用毛笔写在纸或绢上，更普通的是当时人往来的书信；北方则擅长“碑帖”，是把字刻在石头上的，是一种较老的传统……多用于名山胜地、佛道大寺，或名臣贵族死后的墓志铭所用。……一到唐代，南帖北碑渐渐合流，但南方的风格，到底占了优势。

秦汉时期的绘画大体还以壁画和刻石为主，应用在宫殿庙宇坟墓……一到唐代，仙、释、人物画逐渐转而为山水、花鸟，壁画和石刻渐转为纸幅尺素，在人们日常起居的堂屋与书房中悬挂起来。

——钱穆《中国古代文化史导论》

材料二   不同文明与文化相遇的时候，其中某一种处在发展较高阶段的文明与文化，可能对另一文化呈现倾斜式的“文化出超”

——何芳川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

4 . 明清之际，中国出现了思想非常活跃的局面，在古代思想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明末清初，王朝更化，中国社会开始了从传统社会向前近代社会的转型。以黄宗羲等人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在对宋明理学加以深入反省、总结的基础上，开始批判宋明理学的弊端，并形成一股以讲究经世致用、注重现实、注重科技为特征的新思潮。它已经具备了启蒙精神的思想特点——理性精神的独立与强化，标志着中国古代早期启蒙思想发展到一个新阶段。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被后世称誉为17世纪中国的“民权宣言”，是早期启蒙思想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摘编自袁行霈等主编的《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     理学的发展编织成了中国思想文化结构性的发展的牢笼，几乎把思想家从内部超越它的可能性杜绝了。以至于以后理学的反叛者们，无论其反抗的声音多么激越，其在某一点上的见解多么深刻泼辣，但从外部看来都不过是拔自己头发，想把自己提起来的举动。他们所能打出的也只能是复古的旗号，抬出孔孟，在回到孔孟那里去的口号下，猛烈攻击着僵化的理学体系。

             ——摘编自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

材料一 隋朝统一全国后，为了适应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等一系列社会关系的新变化，为了扩大新兴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加强中央集权，用全国统一的标准选各级官吏，用科举制代替九品中正制。科举制源自统治者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以及对士人治国的强烈需求。隋朝创建科举制初始，考试从形式到内容既有鲜明的制度创新性，又有显著的文化继承性；以综合素质考核为主，考试和荐举并举，科目设置比较全面根据专业需要采取与各科相适应的方式；具有厚重的儒家文化特色，重孝重德，重礼重义，重点突出，各有侧重，符合政治用人的一贯标准。隋朝实行的科举制，是对春秋战国以来诸子百家政治文化的选择的继承，是建立在以儒家价值观念为核心基础之上的一种综合素质的考评体系。

——摘编自何宗海《科举制在唐朝的变异及其对后世社会的影响》

材料二 宋代统治者对科举考试非常重视，宋大祖决定在殿上举行复试，加在者试之上，使科举取士变为解试、省试、殿试三级考试，逐级升考、比较严格。取消了唐代以来举士时在品行、职业、服纪等方面的限制。宋太宗定制，举人若与考官有亲戚关系、则别置考场考试。王安石任宰相后，对科学考试的内容着手进行改革。规定进士考试为四场：一场考大经，二场考兼经，三场考论，最后一场考策。殿试仅考策，限千字以内。

——摘编自贾志扬著《宋代科举》

材料三 在19世纪西方文明标准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于个人和社会的不断“进步”。较之西“野蛮”的东方往往被视为停滞不前。为了纠正西方关于中国人“死守传统”的印象，丁韪良多次强调科举制中所体现出的“进步”元素。一方面，中国人自幼年开始读书，经历各个阶段，向秀才、举人、进士等更高层次不断努力的过程，体现了个人对“进步”的追求：另一方面，科举制经历不同历史时代，其考试形式和内容的不断完善，体现了该制度本身的“进步”。更为重要的是，科举制也在制度层面促进了中国社会的整体“进步”。

——摘编自王剑《论丁韪良对中国科举制的评价》

材料一   A：“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 （拱）之。”；“苛政猛于虎”；“克己复礼为仁。”B：“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人性论：人性本善”C：“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材料二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珠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三   李贽公开以“异端”自居，毕生以反对礼教、抨击道学为己任⋯⋯反对“咸以孔子是非为是非”，提出天理，人欲没有区别的见解……

材料四   “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应“遏人欲而存天理。”

材料一   英国议会下院开会时，会议大厅里只有张桌子，这张长条桌子从中间将大厅一分为二，执政党和反对党各坐一边，隔桌相望。更特别的是，两边前排就座的议员连头衔都一一对应，一边是执政党的内阁成员，另一边则是与内阁成员相对应的“影子内阁”成员。1907年，保守党领袖张伯伦第一次正式建立反对党内阁，并使用了“影子内阁”这个形象的叫法。从此，反对党组建“影子内阁”的做法成了英国沿用至今的宪法惯例。“影子内阁”的最终目标是寻找机会取代执政党的地位，转为正式的内阁。这种潜在的“替代危险”对执政一方起到制约作用，“影子内阁”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了政治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摘编自《民主与法制时报》

材料二   民初活跃于国会中的政党，可大致分为激进、保守二派。激进派的政党，严格说来，只有同盟会和国民党。统一共和党在并入国民党以前，是骑墙于同盟会与共和党之间的；民宪党则系由国民党分出。……同盟会和国民党，是使民初国会发挥功能的主要力量。如果在野党的功能是以言论和立法来监督政府，并以诉诸选民的办法促使执政者重视国利民福，同盟会和国民党确是具有这方面的资格与潜能。但以（因）执政者无限制地伸张行政权，在野党和立法者愈伸展其监督权，结果使政治势力走向两个极端。当政治势力走向两个极端，而又不能取决于选民时，政治的危机即升高。结果是两败俱伤。

——摘编自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

材料三   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材料一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自秦代以来就重视采取合适的民族政策，在少数民地区实行与中原内地不同的地方行政制度，以有利于国家的巩固与民族的团结，从秦到宋，基本上行的都是羁縻政策。有的少数民族只是表示臣服，受领封号，不时朝贡，名义上内属而已.有的少数民族虽然在王朝版图之内，但朝廷并不过问其内部事务，只是通过其首领来实现间接统治，有时虽有内地行政组织和行政区域的名称，但实质都与正式郡县制完全两样.元代以后，改行土司制度，表面上还是采用羁手段，但实际上已通过派至土司当中的流官来进行半直接的治理，明代中期起又逐渐采取改土归流政策，经过四五百年的调整，才把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行政制度基本纳入郡县制之中

——摘编自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材料二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之内，在中央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遵循宪法的规定，以少数民族聚居地方为基础，接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不同级别的民族自治地区和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利，由少数民族当家做主，管理本民族地方性的内部事务。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を）

10 . 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材料二“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想要的），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指流通），盖皆本者。”

——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材料三“我国家休养生息，数十年来，户口日繁，而土地止有此数，非率天下农民竭力耕耘，兼收倍获，欲家室盈宁，必不可得……朕观四民（指士、农、工、商）之业，士之外，农为最贵。凡士工商贾，皆赖食于农，故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商皆其末也……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

——清・雍正皇帝

材料四《苏州府志》记载的明代苏州纺织业状况是：“郡城之东，皆习机业……工匠各有专能。匠有常主（机户），计日受值……若机房工作减，此辈衣食无所矣。”

《吴县志》记载清代苏州情况是：“各账房除自行设机督织外，大都以经纬交与织工，各就织工居处雇匠织造，谓之机户。”

《清稗类钞》记载：“（账房）散放丝经，给予机户，按绸匹计工资。”

《凤麓小志》记载：“小机户无甚资本，往往恃账房为生。”

《康熙松江府志》记载：“农暇之时，（松江）所出布匹，日以万计，以织助耕，女红有力焉。”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图片信息，指出我国古代自然经济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和材料三，比较一下黄宗羲的观点和雍正帝的观点有何不同之处？

（3）材料四主要反映出苏州纺织业的哪些社会现象？这些现象反映的本质是什么？

（4）材料三中雍正帝的观点对材料四所反映的历史现象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