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08年，江宁公园办事处主事道员陈琪向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端方提出了创办博览会的设想。陈烘上奏的呈文中提出：“尝考欧美各国农工商务繁盛之原因，无不由赛会而起……若英、德、奥、法、比、意连年开博览大会，而富强之规甲于寰宇，此其明证也。”1909年，端方与江苏巡抚陈启泰联名向朝廷上奏折，请先创设南洋第一次劝业会。专以振兴实业、开通民智为宗旨。著名实业领袖张誉、虞洽卿等人都为劝业会积极奔走游说。新加坡华商总会为预备陈列品，呼吁爱国侨民“踊跃贤成”。1910年6月5日。南洋劝业会在南京正式开幕，各界代表五千多人参加了开幕典礼。

——摘编自乔兆红《开一时之风气，策异日之富强——论1910年南洋劝业会》

材料二   南洋劝业会举办19年之后由浙江省主办的西湖博览会，是中国首个以“博见会”之名举办的全国性博览会。是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模仿了南洋劝业会，但无论就展品数量还是观众人数而言，都超过了南洋劝业会。西湖博览会明确规定，所征集的展品，除外国参考馆外，必须一律是“国货”。《征集出品细则》明确规定，“出品以国货为限，出品人以有中华民国国籍者为限”，突出了国货的关键在于“国人经营”，即经营主权在我。博览会召开期间，建造了西湖博览会纪念塔、西湖博览会桥、大礼堂等标志性建筑，成为民国时期杭州滨湖一带颇具特色的新景观，使“西湖面目，焕然一新”。会后利用西湖博览会留下的建筑和展品所建立的西湖博物馆、浙江经济围书馆、杭州电厂用户娱乐电影院等，则成为新的文化和娱乐设施，长期留存。

——摘编自马敏《博览会与近代中国物质文化变迁——以南洋劝业会、西湖博览会为中心》

材料   历史文献中关于李鸿藻的记述（部分）

材料一   汉代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曾评述战国时代列国各有差异的状况：“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国通过战争消灭六国，建立了统一的国家，实现了“大一统”的政治局面。虽然从秦代到汉初，仍然可以看到不同地域文化风格的若干鲜明的差异。但是，秦的统一已经为大一统的文化共同体的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

材料二   开皇元年，杨坚按照少内史崔仲方的建议，废除北周的六官制度，确立三省六部制度。尚书、门下、内史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尚书省的事务庞杂，任务繁重，故又下设六部，分管各项政务。这种几个宰相执政的制度，可以防止外戚或个别大臣专权篡位，有利于巩固最高统治者的地位。开皇三年，兵部尚书杨尚希说：“窃见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具僚已众，资费日多；吏卒增倍，租调岁减；民少官多，十羊九牧。”他建议“存要去闲，并小为大”，这样，“国家则不亏粟帛，选举则易得贤良。”杨坚根据这一建议，把（北）齐、（北）周以来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思想文化空前繁荣时期，因为奴隶社会的没落，社会结构上发生很大的变化，体现为教育由原来的奴隶主贵族专门享有变为平民大众都可以参与，这种变化促进了文化发展空前灿烂，历史上称这一时期的文化繁荣景象为百家争鸣。百家争鸣为中华文明打下了最为丰富和影响最大的思想基础，影响着后世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甚至可以说成就了整个中华文明的骨架，因此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

——摘编自谭苏《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

材料一　　法国“1875年宪法”充分地反映了共和派和保皇派的相互斗争、相互妥协而达到的力量平衡。法国各政治派别对它的理解各不相同，令它随着各种政治势力的变化而被赋予不同的内涵。1876年3月，在新的众议院中共和派占多数，但参议院还掌握在保皇派手中。1878年1月，共和派趁参议院三分之一议员改选之机，赢得了参议院的多数。后来，共和派格列维当选为总统。至此，参众两院、内阁、总统职位已尽数被共和派掌握，共和派全面胜利的格局已然形成。

——摘编自吕一民《法国通史》

材料二　　关于临时政府的组织形式问题，《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有很大的不同，即改美国式的总统制为法国式的责任内阁制。孙中山本来是坚决主张总统制而反对内阁制的，他之所以赞同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改总统制为责任内阁制，显然有限制袁世凯专权以保障民主共和而维护民国的目的。在北洋政府的整个统治时期，除了短暂的两次流产的帝制外，名义上一直挂着“民主共和”的招牌，而实际上这个政权是官僚军阀的独裁政权。

——摘编自杨天宏《论<临时约法〉对民国政体的设计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