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在20世纪80年代，对于康乾盛世的研究多集中在清朝闭关锁国政策的作用上。史学界时此问题的看法分为两派。其中一派认为，清政府采取的闭关锁国政策，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的发展，并没有起到自卫和阻挡资本主义冲击的作用。也有学者的观点恰好相反，认为闭关绩国政策虽具有保中性，但在客观上的确起了抵抗外来侵略和自我防卫作用。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对此问题的探讨也更加深入。有些学者提出了“机会”说，认为清朝在18世纪推行闭关债国政策，失掉了一次走向世界的机会，由此拉开了与西方世界的距离。
进入21世纪后，史学界将康乾盛世与同时代的西方国家进行比较，有的学者认为“近三个世纪的大清帝国史，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发展的。与此同时，帝国的外部环境、外部世界也是动态的、发展的。而且比较起来，后者比前者变动与发展的速度，更是迅猛的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大清帝国在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就越来越落后，越来越被动，因而越来越异化，终于从一个雄强一世的东方大帝国、一个中央王国，异化为一个半殖民地、一艘在怒海惊涛中下沉的破船”。
——摘编自梁俊艳《全球视野下康乾盛世研究学术史回顾》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一
——摘编自朱绍侯等《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有一种臆想认为，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明朝试图超过元朝在海外的经营，也想要像西班牙王室鼓励哥伦布航海那样，做出新发现。……明朝的永乐帝在登基之前负责防卫北方，他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就是为了便利防守北部边疆，所以他对北方的威胁始终耿耿于怀。朱棣可能是想派遣使者与西边的帖木儿汗国联络，希望跟帖木儿汗国互通声气，包抄瓦剌蒙古的势力。首先，郑和航海之前永乐皇帝的诏书中就特别提到“今遣太监郑和往西域忽鲁谟斯（今波斯湾入口）等国公干”。他没有提到东非、印度、苏门答腊之类的地方，所以郑和七次航海，每一次都到位于波斯湾东南的忽鲁谟斯。其次，郑和手下有一个叫马欢的宁波穆斯林，回国后写了《瀛涯胜览》，他有一首诗:“忽鲁漠斯近海傍。大宛米息（埃及）通行商。曾闻博望使绝域，何如当代覃恩光。”忽鲁谟斯是由阿拉伯海进入波斯湾的第一个海港，所以说它是“近海傍”。明初大宛是帖木儿汗国的心脏地区，距离蒙古盘踞的新疆非常近。
——摘编自张信刚《丝路文明十五讲》
根据材料并结合郑和下西洋的相关史实，评析材料二中作者的观点。（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史实准确，表述清晰）
关于宋代的发展情况，学者们有不同的观点。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东洋近代史》说：“中国宋代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跃进，都市的发达，知识的普及，与欧洲文艺复兴现象比较，应该理解为并行和等值的发展，因而宋代是十足的‘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而另有一些国外学者认为由于种种不利因素的影响，这一发展势头未能继续下去，认为宋代处于我国封建社会的停滞状态，没有制度性的突破。
——据【美】罗兹·墨菲《东亚史》、马克垚《世界文明史》等整理
评析材料中关于宋代的观点。（要求：围绕材料中的一种或两种观点展开评析：观点明确，史论结合）材料 天宝年间，河南、河北的民户占全国总户数的37%。在全国10道的经济发展中，河南、河北居全国的领先地位，在财政上也居于重要地位。唐玄宗在诏敕中指出：“大河南北，人户殷繁，衣食之原，租赋尤广。”安史之乱爆发后，北方人口大量南移。如荆州（治江陵县）天宝年间有3万多户。而乾符年间“江陵城下有三十万户”，百年间增长了近10倍！益州，天宝有户59万多，大中年间则“户百万，兵士五万”，也增加了近1倍。唐前期，河南、河北不仅“桑蚕倍多”，质量也是全国最好的。当时绢分为8等，而河南道宋、毫两州的绢列第1等。德宗时顾况指出：“今江南缣帛，胜于樵（即亳州又名樵郡。）、宋。”唐后期，在江淮出现了一些繁华的工商业城市。至德年间李华在《杭州刺史厅壁记》中指出：“杭州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这比唐前期洛阳开肆三千余多了10倍。白居易指出：“当今国用，多出江南。”社牧也说：“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而韩愈则更进一步说：“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
——摘编自翁俊雄《唐代区域经济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代区域经济演变的趋势及其原因。
(2)史学界一向认为，“安史之乱”是唐代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此观点进行评析。
材料一 “大一统”思想的产生与发展，铸就了中华民族高度的文化认同。虽然“大一统”思想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夏商时期，但西周礼乐制度所传达出的学术服务于政治的社会理念，直接促进了“大一统”思想的形成。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正是兴起和发展于这样一个礼乐渐坏的时代背景之下，故而重建“大一统”的社会秩序成为各家共同的思想核心。法家在诸子百家中主张按照法度和规则管理社会，这一思想在礼乐制度进一步被破坏的战国时期。逐渐被人们重视起来，为秦国的强盛奠定了思想和法制基础。
——摘编自初婉琳《浅析先秦时期的大一统思想》
材料二 董仲舒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他的“大一统”思想是在汉初社会危机加重、阶级矛盾尖锐的历史背景下，为迎合汉武帝统治时期的政治和缓解社会矛盾的需要而形成的。“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对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和社会新秩序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同时，对中华民族大一统观念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奠基作用。
——摘编自段有成《论董仲舒“大一统”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及历史意义》
(1)根据材料一，概括夏商时期到秦朝时“大一统“思想的发展过程及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董仲舒“大一统”思想的历史意义。
材料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认为中国宋代社会出现了重大变革。“贵族的失势的结果是君主的地位和人民较为接近，任何人要担任高职，亦不能靠世家的特权，而是由天子的权力来决定和任命”，“国家所有权力归于天子一人所有，其他任何大官均不能有全权”。除此之外，“宋代以铜钱代替绢布、绵等使用，发达的时候还盛用交子、会子的纸币，南宋时代纸币发行上升至极高金额……总而言之，自宋代开始，货币经济非常盛行”。“学术文艺的性质亦有明显变化，文学由注重形式的四六体演变为自由表现的散文体，诗、词等亦都由注重形式转为自己发挥。总而言之，贵族式的文学一变而为庶民式的文学，音乐、艺术等亦莫不如此文学曾经属于贵族，自此一变成为庶民之物。”
——摘编自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材料中内藤湖南的观点。（要求：观点明确，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达清晰）
材料一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传统文化统一性与多样性是对立统一的。汉代董仲舒“独尊儒术”的主张把传统文化的统一性推向了极致。但事实上，统治者宣扬的“吾家治国之道，霸王道杂之”，又使它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就先秦而论，从周人对前代的维新，到孔子对周礼的重新解释；从孟子对孔子思想的发展，到荀子对先秦百家争鸣的总结与融合，传统文化又经历了继承性与变革性的过程。古代中国虽历经战乱、分裂和王朝更替，但传统文化从未中断，总是在继承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的连续性和包容性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这种包容性又利于中华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
——摘编自张岱年《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材料二 近代，中国人接纳西方文化的过程是认识世界和反思自身的过程。它冲破了中国传统的民族封闭意识和自大心理，强化了民族忧患意识和民族复兴的内在驱动力，对中国的近代化具有积极意义。这一过程中，全盘否定民族文化、对西方文化认识过于肤浅、仅限于上层人士和社会精英参与等弊端也比较明显。因此，近代中国接纳西方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包容得失的历史过程，遵循着其内在发展逻辑。实践证明，近代中国文化的最终出路－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与中国固有文化体系相结合，并不断吸纳全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和文化精华，以使中华文化体系能与时俱进，永存活力。
——摘编自孙守敏《近代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接纳及得失》
材料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我们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借鉴外来文化，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鉴别地对待、有扬弃地继承。
——刘家义《坚定文化自信担当文化使命》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性并分析其形成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对近代中国接纳西方文化的进程加以简要评析。
（3）根据上述材料结合所学知识，谈一谈当代如何坚定文化自信。
材料 费孝通的多元一体论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整体性宏观研究的典范。80年代末他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
20世纪90年代他又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并不是把56个民族加在一起的总称，因为这些加在一起的56个民族已结合成相互依存的、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在这个民族实体里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甚至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
——费孝通《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结合中国史相关史实评析材料中的观点（任意一点或整体）。（要求：结论不能重复材料中观点，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曾经说，讨论帝国的衰落，往往有不同的途径。如果把道义颓废、政治腐败作为帝国灭亡的原因，是道德史观；把阶级斗争激化，统治阶级应对错误看成帝国灭亡的原因，是阶级史观或革命史观，若将经济萧条，人民穷困作为帝国衰落的原因，是经济史观。当然，说到十八世纪的帝国衰落，还有一种是归咎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侵略，这是现代反帝反封建的民族史观。不过，我们讨论全球史背景下的十八世纪中国的衰落，其实，可能需要更复杂的历史背景分析。
——摘编自葛兆光《“漫长的十八世纪”与“盛世背后的危机”》
运用唯物史观并结合具体史实，评析材料中的观点（任意一点或整体），得出结论。（要求：结论不能重复材料的观点，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 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表明，适度的中央集权有利于维护“大一统”国家的发展，当它与封建君主制结合在一起，不得不以君主制作为自己的历史形态时，其作用和意义也是历史性的。中央集权一旦与君主制度结合在一起，哪怕是往前走一小步，也极易造成君主权力的过度扩张，形成君主专制。但就中国封建社会的总体情况来看，我们并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君主专制，在思想上更不主张极端君主专制。真正的历史学家总能站在历史和时代的双重制高点，对复杂的历史因素采取分而析之的态度，并且因应时势变化而损益之，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而不是把“孩子”和“脏水”一起倒掉。
——摘编自周群《中央集权不等于专制》
评析材料中的观点（任意一点或整体），得出结论。（要求：结论不能重复材料中观点，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