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制较之奴隶制，无疑是历史上的一大进步，但对农民阶级来说，它并不是什么康乐世界，而是新的“枷锁和奴役”。

秦始皇三十一年，颁布“使黔首自实田”的法令，使军功地主得到了最大的利益。另外，秦王朝实行“尊奖兼并之人”的政策，允许土地买卖，地主可以利用各种手段攫取大量的田产，逐步形成了“富者连田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严重情况。无地或只有很少土地的农民，除了遭受高额的地租剥削外，还要向封建国家交纳口赋、柴草等繁重的赋税。农民一年到头辛勤劳动，收成的三分之二都被地主阶级剥夺走了，剩下的部分很难维持家庭生活。

秦统一六国之后，不顾人民死活，“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给）其欲也”，无休止地征调兵役、徭役，那些被征当兵的农民，因路途遥远、条件恶劣，加上官吏的欺压，许多人惨死在戍守之地；秦始皇为了满足私欲，滥用民力，大肆修建官室、陵墓，造成了“男子力耕不足粮镶（饷），女子纺绩（织）不足衣服”“劳罢者不得休息，饥寒者不得衣食”的困境，使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给广大农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材料一   武昌起义后，革命军规定“伤害外人者斩”“保护租界者赏”“守卫教堂者赏”。嗣后美国驻汉口领事虽然拒绝承认武昌革命军政府，但同时也拒绝清政府提出的由外国军舰帮助巡护长江，阻止革命军渡江的请求。武昌起义后短短半个多月，中国南方多省宣布独立，美国国务院认为此时向清政府借贷款是“不合时机和不明智的”。虽有个别美国外交官和商人担心革命威胁美国利益，主张干涉中国内政，但美国国务院却收到民众和舆论界潮水般的信件和电报，他们大多要求美国尽快承认中华民国。

——摘编自崔志海《美国政府对辛亥革命态度的原因分析》

材料二   抗战爆发以后，中国政府向美国寻求援助，但因美国顾虑美日关系而遇冷。1939年2月起，美国才陆续以民间贸易的形式向中国提供几笔数量有限的贷款。太平洋战争美日正式开战前夕，美国政府通过《租借法》，以总统名义扩大对华援助。《租借法》规定反法西斯战争结束，“租借”援助即告停止，但中国在1945年9月以后又继续获得与整个战时中国所获“租借”相当的“援助”。周恩来对此指出，“今日美械师几乎全数用之于进攻中共解放区”。

——摘编自任东来《抗战期间美援与中美外交研究》

西晋末年，琅琊王司马睿率领一批大臣渡过长江，其中大部分是士大夫阶层和贵族阶层，史称“衣冠南渡”。这一时期北方先进的农业、手工业技术与江南传统生产技术相结合，使得江南经济迅速繁荣。北来大族大部分都是中原的高门士族，而且都是好学玄学有文化的名士，玄学一度成为江南的主流思想文化。对于北人到来，江南名士虽存在着矛盾的情绪，但文化修养与北方大族确实有很大的距离，经过碰撞交流后，他们转而钦佩，甚至仿效。南北士族在文化上的融合催生了六朝时代突出的文化成就，如王羲之的书法、顾恺之的绘画、南朝石刻、刘勰的《文心雕龙》、范晔的《后汉书》、葛洪的《抱朴子》、法显的《佛国记》等，皆为当时文化智慧之凝聚。以都城建康为代表的文化远播到东亚列国，对日本、韩国、朝鲜一带的文化产生深远影响。

司马睿之所以能够在江南重建政权，完全依赖的是北方的大族和江南高门士族。东晋建立以来，高门大族便架空皇权。当南朝皇帝的权力开始回归时，士族政治权力已经走下坡路，所以士族对家族利益的追求更加强烈。当国家危难之际，他们畏缩不前或者变节投敌，为国殉国者很少。

——摘编自贺云翱《长江文化，中华文明的壮丽篇章》、杨敏（试论东晋末的永嘉“衣冠南渡”》等

材料一   汉代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曾评述战国时代列国各有差异的状况：“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国通过战争消灭六国，建立了统一的国家，实现了“大一统”的政治局面。虽然从秦代到汉初，仍然可以看到不同地域文化风格的若干鲜明的差异。但是，秦的统一已经为大一统的文化共同体的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

材料二   开皇元年，杨坚按照少内史崔仲方的建议，废除北周的六官制度，确立三省六部制度。尚书、门下、内史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尚书省的事务庞杂，任务繁重，故又下设六部，分管各项政务。这种几个宰相执政的制度，可以防止外戚或个别大臣专权篡位，有利于巩固最高统治者的地位。开皇三年，兵部尚书杨尚希说：“窃见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具僚已众，资费日多；吏卒增倍，租调岁减；民少官多，十羊九牧。”他建议“存要去闲，并小为大”，这样，“国家则不亏粟帛，选举则易得贤良。”杨坚根据这一建议，把（北）齐、（北）周以来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