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朝开元初年，长安有许多外国商人从事贸易活动，各种商品琳琅满目。有个名叫三卫的人来到长安卖绢，“后数日，有白马丈夫来买，直还二万，不复踌躇，其钱先已锁在西市”。长安富商窦义经常施钱给胡人米亮，并将钱存在西市柜坊。当他听米亮说崇贤里有小宅出售时，窦义在“西市柜坊锁钱盈余，即依值出钱市之”。

——摘编自《广异记》《乾馔子》等

材料二

——根据钱亦石《近代中国经济史》编制

材料   天宝年间，河南、河北的民户占全国总户数的37%。在全国10道的经济发展中，河南、河北居全国的领先地位，在财政上也居于重要地位。唐玄宗在诏敕中指出：“大河南北，人户殷繁，衣食之原，租赋尤广。”安史之乱爆发后，北方人口大量南移。如荆州（治江陵县）天宝年间有3万多户。而乾符年间“江陵城下有三十万户”，百年间增长了近10倍！益州，天宝有户59万多，大中年间则“户百万，兵士五万”，也增加了近1倍。唐前期，河南、河北不仅“桑蚕倍多”，质量也是全国最好的。当时绢分为8等，而河南道宋、毫两州的绢列第1等。德宗时顾况指出：“今江南缣帛，胜于樵（即亳州又名樵郡。）、宋。”唐后期，在江淮出现了一些繁华的工商业城市。至德年间李华在《杭州刺史厅壁记》中指出：“杭州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这比唐前期洛阳开肆三千余多了10倍。白居易指出：“当今国用，多出江南。”社牧也说：“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而韩愈则更进一步说：“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

——摘编自翁俊雄《唐代区域经济研究》

材料一1069年宋朝为指导变法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统筹财政。同年4月，遣人察诸路农田、水利、赋役；11月，颁农田水利条约。次年，颁布募役法，将原来按户轮流服差役，改为由官府雇人承担，不愿服差役的民户则按贫富等级交纳一定数量的钱，官僚地主也不例外。1071年，颁布方田均税法，全国清丈土地，核实土地所有者，并将土地按土质的好坏分为五等，作为征收田赋的依据。

材料二1861年1月11日，奕䜣上奏《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洋务运动开展。19世纪60年代后，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大力引进机器设备，聘用外国技术人员，效仿西方进行军工生产。至甲午战争爆发前，洋务派共创建了二十一家军工企业，机器局遍及天津、上海、江苏、湖北、广东、陕西、台湾等省。1890年，张之洞创办了汉阳铁厂，1893年9月建成投产，至辛亥革命前，有炼铁炉3座，炼钢炉6座，年产生铁约8万吨，钢近4万吨，钢轨2万余吨。

材料三1901年1月，清政府发布上谕：“现正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图富强。”4月，庆亲王奕劻为首的“督办政务处”成立，筹划推行新政。1903年9月，清政府设立商部，随后颁行了《商人通例》《商会简明章程》等一系列工商业规章和奖励实业办法，倡导官商创办工商企业。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人们经营工商业的顾虑，也有利于约束地方官府的勒索。1905年后，每年新投资的商办企业资本在1500万元以上。

材料   清末各地学堂数量加速增长，散漫无序，并在师资比例、中西学课程设置以及学堂与科举的关系上存在诸多争议，严重影响着新式学堂教育的普及，不能满足朝野上下的期许。来华外国人士和出洋游历官绅不断呼吁统一学制，以利于学务的发展。1902年，清政府颁行《钦定学堂章程》。自此，中国近代教育进入有学制系统的时期。因该年为农历壬寅年，故所定学制又被称为“壬寅学制”。该学制将学业划为三段七级，自蒙学堂至大学堂，总计约20年才能完成全部学业。

《钦定学堂章程》首次正式规划出新式教育全面发展的蓝图，力求根本改变学堂散漫无序、新旧体制彼此抵牾的状态，将所有学堂纳入类型、层级，科目、教学、管理相互配套的统一体系之中，解决了新旧教育的衔接转换问题，循序渐进地系统培养各级各类人才。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

材料   文化在人类的世代繁衍中与时间同行，形成文化传统。它包括前辈所创造并遗留下来的器物形态的文化成果，也包括沿袭下来的各种规范和观念形态的文化遗产，如社会的道德规范、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婚姻制度、语言、宗教、风俗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等。但是，后代人对前代人文化传统的承传，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一代人在继承前代人的文化遗产的同时，必然要进一步对其进行优化，不断扩大已有的物质成果，改造现行的各种典章制度、行为规范、更新思想观念，形成新的文化传统。因而，文化在时间中表现出保守的因素和变革的因素，是保守与变革的统一，在连续中发展。其发展趋势是向上的，表现出文化的进步性。

——摘编自曹德明《文化的共通性和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