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50年6月，中央重工业部计划司发布《国营工业经济计划工作的组织与方法》，明确提出工业经济计划需要包括七个部分，强调“所有一切与生产及建设相关的全部经济内容都包括在内”。政务院先后成立了重工业部、燃料工业部、纺织工业部、轻工业部、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等工业管理部门。

在“一五”期间，由国家计划委员会统一管理、直接下达计划指标的产品由1953年的115种增加到1956年的380余种。而“计划一经批准，一般不予修改”。1953年10月，财政部下发《关于编制国营企业一九五四年财务收支草案各项问题的规定》，明确规定燃料、重工业、一机、二机、纺织等各个部门所属的国营企业“基本建设支出，技术组织措施费，新产品试制费，零星固定资产购置及各项事业费，均属经济拨款之范围，应悉数列入财政收支计划‘预算拨款’的有关项目内”。在具体实践中，1951年至1954年，国营企业的定额劳动资金由财政和银行分别供应，1955年至1957年则实行国营企业自有流动资金计划定额全部由财政拨款的制度。国营企业从原料供应、要素价格、生产过程、财务重要等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政府的严格控制。

——据郑有贵《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李顿调查团报告书》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迅速占领了中国东北地区。南京国民政府要求国联主持公道，促使日本联系国联通过决议派由英国季顿任团长的调奋团前往中国东北进行调查。1932年0日调查团完成调查报告书，1933年2月.国联大会通过了《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由于报告书没有满足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利益诉求。日本宣布退出国联。

◆主要内容

一、9月18日下午10时至10时30分之间，在铁路上或铁路附近，确曾有炸裂物爆发之事.……但事实上并未阻碍长春南下列车准时之到达.……实亦不足以证明日本军事行动之正当。

二、东三省为中国之东三省，直与其大部分移民所来之邻省河北、山东无异。

三、日本在中国东北拥有特殊权益，“凡不承认此点或忽视日本与该地区历史关系之解决不能认为满意”。

四、一般中国人对“满洲国政府”均不赞成，此所谓“满洲国政府”者在当地中国人心目中只是日人之工具而已。

五、建议在满洲实行高度自治，聘请相当数额之外国顾问。其中日本人应占一重要比例……（外国教官训练的特殊宪警）为东三省境内唯一武装实力。

——摘自《李顿调查团报告书》

◆社会各界反响蒋介石评论说，“余对此（李顿报告书）主张，有修正或保留之接受，不必拒绝，以弱国图强.非此不可也”。后中国驻日内瓦代表颜惠庆又进一步表示，“中国愿以公断，解决中日争案”，“无条件接受报告”。

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民主政府发出强烈通电，指出：“李顿报告稿公开地最无耻地宣布了共管中国的计划。……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号召全国民众武装起来。以革命的民族战争来粉碎李顿的报告。”

进步教育家马相伯对报告书提出批评。指出报告书“绝不必要”，中国朝野上下，应一致团结，“以国家土地人民为前提，以全国民众武力为后盾……本民治精神，用保甲办法废止内战，一致对外”。

——摘编自杨淑新《李顿调查团赴华调查及中国社会各界反响》

材料   北魏兰陵长公主之死案。神龟年间（519年左右），北魏兰陵长公主怀孕，期间因遭遇驸马刘辉（南方叛逃而来的皇室成员刘昶之孙）的不忠与家暴，导致腹中胎儿流产，并最终因伤逝世。案发之后，刘辉畏罪潜逃，与其有染的两位民女张容妃、陈慧猛及其兄长张智寿、陈庆和被捕入狱。该案审理过程如下：先是负责审理此案的门下省（北魏皇帝秘书机构）主张：刘辉殴打公主、堕杀胎儿，属谋反大逆，应判处死刑；张容妃、陈慧猛耽惑刘辉，也应判处死刑；张智寿、陈庆和知情却不防范，应判处流刑。对此，摄政灵太后基本核准，只将两位民女死罪改为髡鞭付宫（即剃发、鞭笞之后，贬入宫中为奴）。随后，尚书省（北魏正牌司法机构）三公郎中崔纂以儒家父系家族伦理为标准，对五位案犯的判决提出了三点抗辩：其一，公主已嫁刘辉，其首要家族认同即为刘家，而非皇室，公主流产之胎儿，首先是刘辉之子，其次才是皇室成员，故刘辉所犯是堕杀亲子罪而非谋反大逆罪，应判处徒刑而非死刑；其二，两位民女的罪行按照当时惯例至多处以徒刑，髡鞭付宫量刑过重；其三，两位民女均已婚，据当时已有的法律共识“已醮之妇，从夫家之刑”，其罪行不应连坐兄长，且法律允许“期亲相隐”，兄弟知情不报，可以谅解。此外，尚书省右仆射游肇亦奏言：门下省负责出纳，核罪结案，本非其事言下之意！门下省无权审理此案。最终，本案由灵太后一锤定音-尚书省所有抗辩驳回，崔纂乡职，游肇停薪。

——据魏收《魏书》卷111《刑罚志·七》

材料       

材料一   公元751年唐朝与大食（阿拉伯帝国）爆发战争，唐军战败。唐朝随军书记官杜环作为战俘来到大食，生活了十多年。他记载了自己的见闻：大食“今吞灭四五十国，皆为所役属，多分其兵镇守。其境尽于西海焉。”“率土禀化，从之如流。法唯从宽，葬唯从俭。郛郭（城）之内，里闸（门）之中，土地所生，无物不有。四方辐辏（指车），万货丰贱，锦绣珠贝，满於街巷。”在库法城内“绫绢机杼，金银匠，画匠，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匠者，河东人乐环、吕礼。”

——据【唐】杜佑《通典》

材料二   据到过中国广州经商的阿拉伯商人苏烈曼记载，“外国商船抵埠，官吏取其货物而收藏之，一季之船既全入口，官吏征百分之三十关税后，乃将货交还原主发卖。国王有悦意之货，则以现金及最高购价，付之商人也。各地回教商贾既多聚广府，中国皇帝因任命回教判官一人，依回教风俗，治理回民。”“判官为人正直，听讼公平。”“伊拉克商人来此方者，皆颂声载道也。”

——据《苏烈曼游记》（851年）

一个做法

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政府逼迁沿海居民，尽毁沿海民房物资和船只，在沿海地区挖界沟、筑界墙、设警戍，其目的是制造出一个无人区以作为隔离地带，即所谓“立界移民”，又称迁界。

一次对话

（《康熙起居注》记录了1684年康熙与大臣席柱的一次对话。）

康熙曰：“先因海寇，故海禁未开为是。今海寇既已投诚，更何所待?”

席柱曰：“据彼处总督、巡抚云，台湾、金门等处系新得之地，应相其机宜，然后再开。”

康熙曰：“边疆大臣当以国计民生为念，今议海上贸易不行者，皆由总督、巡抚自图射利故也。”

一些规定

——据韦庆远《明清史新析》

材料   1919年12月，实业家穆藕初创办的上海厚生纱厂准备添雇工人千余名，其中50名女工计划在湖南招募。1920年1月，纱厂在湖南《大公报》等处刊登招工简章。与长沙同工种工人相比，该厂提供的待遇更为优厚。截止日未到，便有一百余人报名，最后64人成行。

招工简章引起湖南知识分子高度关注。他们在报上质问，为什么从上海跑到长沙来招募女工？女工每日须工作12小时，最后能剩下多少自由支配的时间？日夜轮班怎么可能不损害身体健康？以上海的物价，每月8元工资怎么够用？他们还认为，女工入厂要家长署名加铺保，三年契约，统统等于漠视自由人权。

对上述质疑，穆藕初刊文表示，厚生纱厂给湖南女工的工资中规中矩，对其工作环境已尽最大努力加以改善。他批评湖南知识分子不知道中西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不了解当下中国工人的教育程度、工作能力、职业道德尚弱于西方，不明白中国大多数社会阶层的生活水平还不及工人等。他讥讽这些知识分子以“泰西之糟粕”来拯救中国等于“自杀主义”。

穆藕初的回应引发了沪湘知识分子新一轮批评。他们借助“劳动主义”“劳工神圣”与社会主义学说，批评资本家群体是“掠夺者”“剥削者”，并警告他们，如果固守“资本掠夺”，“那小的就是同盟罢工和息业，厉害一点就是俄国的榜样来了”。

在这场激烈的论争中，湖南女工近乎置身事外。妇女界代表张默君参观厚生纱厂后，称女工们“起居饮食，虽不如居家之适然，视彼江北苦工破屋不蔽风雨、薄粥不充饥肠者，固胜一筹矣”。

——改编自李国芳《一九二○年初上海厚生纱厂招募湖南女工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