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朱熹并非迂腐的冬烘先生，他有渊博的学识和精密的分析方法，有相当的自然科学素养。日本学者山田庆儿通过宇宙学、天文学、气象学方面的考察后发现，朱子学体系的主要构成具有鲜明的古希腊哲学中的自然学性质。确实如此，他从高山上残留的螺蚌壳论证此处原先曾经是海洋，由于地质变迁才隆起为陆地。……然而，朱熹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并非上述深奥的哲理，而是通俗的儒学教化。他把《大学》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加以具体化、通俗化，上自国家的皇帝下至各个家庭的百姓，构建一套周密的社会秩序。

——摘编自樊树志《朱熹新儒学：从“伪学”到官学》

材料一：

——摘编自赵继颜《北宋仁宗时期的农民起义》

材料二 在王安石变法实施初期，苏轼就指出，骤行新法“其进锐者其退速”，欲速则不达，因此需要徐徐图之。再次，派遣专使推行新法，“事少而员多”，增加了冗员和冗费，“人轻而权重”，更是容易滋生弊端。苏轼经过长期实地考察，于元祐元年（1086年），写了《乞不给散青苗钱斛状》。他在奏状中说：“熙宁以来，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二十余年，法日益弊，刑日益烦，盗日益炽，田日益贱，谷帛日益轻，细数其害，有不可胜言者。”因此，他建议朝廷“所有已请过钱斛，候丰熟日，分作五年十料（即十批、十次）随二税送纳。或乞圣慈念其累岁出息已多，自第四等以下人户，并与放免”。即是说，废除《青苗法》后，农民所欠官府的钱粮，允许分期分批归还，四等以下的贫困户应该全免。

——改编自莹光《苏轼为什么反对王安石变法？》

材料一：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共产党的苏区居住了四个月的时间（1936年6月至10月），他尽可能多地收集了包括毛泽东人生故事在内的大量资料。《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因此成为中国历史关键转折点的独特记录。斯诺是记者，又是有天赋的作家，他的报道“很文学”，可读性很强。特别是对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许多革命家的采访，注入了人性的关怀。在他的笔下，这些人物有理想、有情怀，有非凡的魅力，但又有人间的味道。我们能感受到陕甘宁边区那种特有的气氛，在激越、紧张和进取中，也不无自由和舒展，以及个性的张扬。这些记载似乎信笔写成，毫不拘谨。

——摘编自《红星照耀中国》新修本

材料二：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首先在英国出版，一问世便轰动世界，在伦敦出版的头几个星期就连续再版七次，销售10万册以上。此书先后以近二十种文字翻译出版，几十年间几乎传遍了世界，一代美国人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知识都是从斯诺那里得来的。1938年2月，考虑到在敌占区和国统区发行的缘故，中译本改名为《西行漫记》。此书在短短的十个月内就印行了4版，轰动了国内及海外华侨聚集地。

——摘编自《红星照耀中国简介》

材料   中国近代若干人物的思想主张

5 . 国家治理关乎民生商周时期的统治者已经产生了“敬德保民”的认知和经验。春秋时期，政治家管仲认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孔子主张“为政以德”，提倡统治者应该强修养、克己成仁，实施养民、富民、教民之治。战国时期，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力主君为民而设、统治者要推行“仁政”。

——摘编自严炳洲《从以民为本到人民至上——民本思想在中国的现代化演进研究》

汉初，经济的凋敝和秦亡的教训使统治者认识到“为富安天下”，只有与民休息、尽快恢复社会经济，才是兴邦的根本出路。汉高祖即位之初，“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文帝时“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景帝时“三十而税一也”。文景之时，先后“除肉刑”，“欲令治狱者务先宽”。

——摘编自马卫东《中国古代三大治世的历史成因》

民生主义是孙中山毕生追求的革命纲领。在同盟会成立之初孙中山就倡导民生主义。中华民国成立后，他明确指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孙中山强调“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他一生都在力行振兴实业的革命实践，他主张在“关系主权之事，不能丧失”的前提下，可利用外资、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制度和技术来发展本国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摘编自韩喜平《新时代视域下孙中山民生主义评析》

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2017年中国GDP总量连续8年位居世界第二位，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201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大提出了社会主要矛盾的最新论断，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摘编自门小军《中国共产党对各个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分析及其经验启示》

材料一   早在鸦片战争时期，魏源即提出了改变中国军事力量以对抗西方侵略的方针，即所谓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魏源这一提法的意义在于他摆脱了守旧派单纯关注外国入侵却不重视改变自身的“以不变应万变”的救亡思路，而开启了“以变应变”的新的救亡思路，而这一新的救亡思路的开启为日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超越救亡思路进行更为深远的思考奠定了基础。自此，以在军事上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为开端，中国以侵略者为学习对象，开始了由自己主导的救亡策略的新探索。

材料二   1840年后，中国社会危机日益严重。在维新派看来，外国入侵所引发的中国社会的危机并非单纯由外国入侵引起，而是出于中国内部。而这种中国内部的原因并不是暂时的单纯的军事技术上的落后和经济财力上的不足，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这种落后和不足是社会长时期发展不足的结果。…………如果说洋务派只看到了中国社会危机的直接的和表面的原因的话，维新派则以一种更为长远的眼光扫描中国社会发展的纵深历史，试图寻找救亡的更为根本的策略内容。

——以上材料均摘自《从救亡图存到寻求富强——对近代中国救亡思潮嬗变轨迹的考察》

材料一   二战后初期，日本吉田茂政权在政治上始终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54年10月，中苏两国在对日关系的联合宣言中传递了力图实现同日本邦交正常化的信息，日本以与自由主义阵营各国强化关系是日本最为迫切的外交课题为理由，拒绝了中国和苏联的请求。日本外相冈崎胜男访问台湾时，表明日本政府既然和台湾当局建立了正式关系，就不能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

——摘编自张文彬《日本对华政策1952-1972转变期间民间因素的影响评析》

材料二   1958年，戴高乐重新执政后，在军事和防务政策上强调法国的独立性，十分重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重要地位，希望推动对华关系。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戴高乐要发展中法关系的言行，希望通过中法关系的突破，来推动中国同其他西欧国家的关系。1964年，法国与中国建交，成为西方大国中同中国建交最早的国家。法国的这一举动进一步推动了美国国内围绕对华政策的讨论，影响了后来尼克松的对华政策。

－－摘编自翟强《从隔阂到建交：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四年的中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