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四日这一天要当做一个纪念日，因为在那一天中国学生界用一种直接行动反抗强权世界。但不要把它仅仅看做一个狭义的爱国运动的纪念日，而是要每年在这一天举行纪念的时候，都加上些新意义。－据李大钊《中国学生界的MayDay》等，《晨报》1921年5月4、5日今天是学生加入政治运动之纪念日，也是学生整顿政风的纪念日。因为政治不澄清，使我们不能不牺牲求学之精神，而来干涉政治。现在学生应该做的事有二种：（一）组织民众，以为达到大革命之工具；（二）对现政局立于弹劾的地位。

—据李大钊《昨日之五四纪念大会》，《晨报》1923年5月5日

这是中国全国学生对于帝国主义行总攻击的纪念日，亦即是被压迫的民众向压迫的国家抗争自由的纪念日。五四运动之意义，非仅为学生运动，而是国民革命运动底一大转机，是民众反抗帝国主义及军阀之伟大的运动。

—据《团广州地委改选和五月第一周纪念活动的情况报告》等，1924年5月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民族运动的发端”，也是“世界革命潮流在中国的波纹”，“其价值足与“二七”“五卅＇并美”，应“继续五四精神”，“统一并坚固学生的团结”，“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与残民媚外的军阀”。

—据张太雷《五四运动的意义与价值》等，1925-1926年

材料   清末民初盛行“军国民教育”思潮，学校体育被西方体操霸占，“体操科一律为主课”并由学部施行，而武术则“各地方自行举办”“高等小学以上兼习之”。彼时国人出于民族自尊心，用武术来证明中国自古就有“体操”。武术进入学校是武术步入教育领域的大胆尝试，亦是出于文化自觉，争取与西洋体育并驾齐驱的话语权的创新形式。但一味追求动作的规范、标准，丢失了传统武术的核心特征。由霍元甲主持的精武体育会在公共服务领域中，则以其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形式，超越强健身体的范畴，从宏观上聚焦于种族与国家延续。新文化运动时期，“土洋体育之争”推动武术走向科学。国术的“传统”在“科学”的语境中显得格格不入。要想以武图强，武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彼时的武术规则深受西方体育影响，趋向竞技化，初成之规则在比赛中成为裁判依据，使比赛“有法可依”。武术对抗赛在“全运会”中可谓昙花一现，但民国时期的武术套路、对抗赛实践为当代武术竞赛进行了有益尝试，积累了经验。1936年，中国武术代表团成功参加了第11届柏林奥运会，在该届奥运会上的武术表演惊艳世界。

摘编自张银行、谢海柱《中国近代武术“转型”研究评述》

材料一   汉代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曾评述战国时代列国各有差异的状况：“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国通过战争消灭六国，建立了统一的国家，实现了“大一统”的政治局面。虽然从秦代到汉初，仍然可以看到不同地域文化风格的若干鲜明的差异。但是，秦的统一已经为大一统的文化共同体的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

材料二   开皇元年，杨坚按照少内史崔仲方的建议，废除北周的六官制度，确立三省六部制度。尚书、门下、内史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尚书省的事务庞杂，任务繁重，故又下设六部，分管各项政务。这种几个宰相执政的制度，可以防止外戚或个别大臣专权篡位，有利于巩固最高统治者的地位。开皇三年，兵部尚书杨尚希说：“窃见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具僚已众，资费日多；吏卒增倍，租调岁减；民少官多，十羊九牧。”他建议“存要去闲，并小为大”，这样，“国家则不亏粟帛，选举则易得贤良。”杨坚根据这一建议，把（北）齐、（北）周以来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