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的农牧界线在秦汉时期历经变化。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派蒙恬逐匈奴，取得今河套包括鄂尔多斯高原的“河南地”，在这块一直是游牧民族活动的“草木茂盛，多禽兽”的森林草原地带，设置了44县，并修筑长城，“徙谪戍以充之”。公元前217年又迁三万家于北河（今河套乌加河）榆中地区。这两次大规模移民戍边，将农耕区的北界推进至阴山以南一带。不久，爆发了秦末农民起义，秦朝灭亡，戍边者乘机逃回，匈奴渡河而南，与中原王朝以战国以来的故塞为界。至汉武帝时期，农牧界线又向北移动。

——摘编自邹逸麟编著《中国历史地理概述》

材料一   林则徐的早期海防思想，主要表现为以守沿海口岸为主的近海防御的主张。但是，他的海防思想并未停留在一个水平上，而是不断地丰需和发展的，通过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战争实践，他逐步认识到，要真正战胜侵略者，没有一支“船炮水军”是不行的。他所说的“船炮水军”指的就是近代海军。林则徐主张“外海战船，宜分别筹办也。”并强调“此系海疆长久之计"。

——摘编自戚其章《晚清社会思潮演进史》

材料二   严复认为，中国历朝历代满足于陆地农耕生计，忽视海权，自弃海洋大利，结果导致国家落后，遭受列强侵略。如果中国有的强大海权，就能获得海洋利益，也可避免被强敌侵扰。要掌握海权，就要有强大的海军。严复说：“非海军岂足图存？他日国权仲张，自必有强盛海军为之防卫”。所以，“事处今日，欲以为自强固围之图，必在筹办海军”。

——摘编自郑剑顺《严复的海权观及海军建设思考》

材料一鉴于战国时，“七国异族，诸侯制法，各殊习俗”，秦统一后的“移风易俗”主要针对的是东方六国。秦始皇企图用严厉的法令手段来匡饬异俗，实现文化上的大一统，形成了“以法治俗”的统治思想。由于秦“事皆决于法”“以法治俗”走向了极端，风俗与政治形成了尖锐对立，激起原东方各国的反抗，其中楚人表现得最激烈，齐人、赵人次之，其间包含着区域文化的差异与冲突，加速了秦帝国的灭亡。

——摘编自牟发松《从“移风易俗”看秦汉对地方社会的控制》等

材料二在完成政治统一之后，刘邦在秦、韩、魏等西部地区设郡县“奉汉法以治”，在赵、 燕、齐、楚等东部地区则立王国，允许诸侯王在一定范围内制定和颁布本国的政策法令，依靠本 国士人“从俗”而治。在东方各地特别是楚、齐、赵地的文化传统仍有很大势力的情况下，将承 秦而来的汉朝法律强行向全国推广，仍有激起东方社会反抗的危险。刘邦一方面必须“承秦”, 包括承秦之制，另一方面又必须尊重东方社会的习俗，特别是楚、齐、赵人之俗，这是汉初实行 郡国并行制的深层背景。西汉能成功地避开亡秦覆辙，将帝国的统治巩固下来，与此不无关系。

——摘编自陈苏镇 《＜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

材料三为了实现文化的统一，汉朝儒生们提出“德教”的主张。贾谊和董仲舒分别对“德教”进行了系统论述，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方案。贾谊的方案可以称为“以礼为治”。他建议汉朝仿照西周，尽快“制礼作乐”，自上而下地建立一套儒家制度，用这套制度约束百姓的行为，“使民日迁善远罪”，逐渐移风易俗，实现文化的统一。董仲舒则主张“教化”必须由“圣人”主持， 圣人奉天命来到人间作天子，这种圣人加天子的角色就是“王者”；王者自上而下、由近及远地 推行教化，逐渐移风易俗，实现文化的统一。汉武帝即位后，尊崇儒术，确立了儒家的主导地位。

——摘编自陈苏镇 《秦汉时代社会治理模式的演进》

1864年，总理衙门组织出版了《万国公法》（《国际法原理》中译本），较全面地介绍了近代国际法。郑观应阅读此书后写道：“其所谓公者，非一国所得而私；法者，各国尽受其范”，列强争雄之际，“公法一出，各国皆不敢肆行，实于世道民生，大有裨益”，认为中国应加入国际法体系。他将国际法规范与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地位相比照，指出依据国际法原则，“定税之权操诸本国”，他国不得干涉，中国应据此要求修改条约，提高关税，“彼虽狡悍，亦可以理折之也”。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图谋，郑观应修改自己关于国际法的文章，增加了普法战争中法国的遭遇，及越南、缅甸等小国作为“太弱者”无法援用国际法自卫等事例，感叹说：“由是观之，公法仍凭虚理，强者可执其法以绳人，弱者必不免隐忍受屈也。是故者，唯有发愤自强，方可得公法之益。倘积弱不振，虽有百公法何补哉？

——摘编自赖骏楠《国际法与晚清中国》

材料一   秦合并六国，成为跨地区的统一的国家。此后，合了分，分了合，反反复复。但总的趋势是，从时间上看，合长于分；从空间上看，合的范围逐渐扩大；从程度上看，合的稳定性越来越强化。可以说，统一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主要趋势。

     ——刘家和《国家统一与历史进步》

材料二   清朝前期在内地设置总督和巡抚，中央的施政方针通过督抚下达地方；同时，采用总督、巡抚分权的方式加强对地方的控制。

太平天国起义给予清军八旗兵、绿营兵毁灭性打击，清政府命令各地举办团练保卫地方，将领自募兵勇进行训练。这些军队所需军费由督抚就地筹集，一定程度上成为督抚的私人部队，中央无权调遣。朝廷以湘军和淮军为依靠，慈禧太后给予两江总督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的权力，四省文武官员俱归其节制，并有权保荐封疆将帅人员。

太平天国被镇压后，地方督抚权力日益膨胀，清政府试图整顿并收回各项权力，但未收到预期效果，而地方督抚却向中央索要更多权力。义和团运动期间，东南各省督抚违背中央政府命令，与列强达成“东南互保”。

       ——摘编自王雪华《督抚与清代政治》等

材料一   下图为版画《和平之车》：一辆并非由胜利者而是由和平女神驾驶的马车，滚滚驶过被摧毁的军事装备。这一画面形象地表达了17世纪欧洲某著名和约的理念，即“和平是万物之中最好的东西”。和平之车经过数根立柱，立柱上刻有铭文“理性状态”，即国家利益至上主义。四匹马的胸前各挂着一枚本国的纹章（法国百合、瑞典狮子、帝国之鹰以及西班牙的纹章），象征着新的欧洲国际体系。

材料二   19世纪末，晚清知识分子对国际法的评判出现了一个高潮，维新派对公法进行了大量论述。在他们看来，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逐步确立了独立地位，彼此之间进行战争和友好交往，必然存在某种规则来约束各国的行为。《春秋》就是各诸侯国家之间的国际公法，而“今之列国环峙……明明一春秋之局。”梁启超说，格劳秀斯“以布衣而著万国公法，天下遵之，今孔子作春秋乃万世公法。”康有为称：“《春秋》者……万国之法也。尝以泰西公法考之，同者十八九焉。”在维新派的大力倡导下，不仅各种公法译著广为行销，一些府、县学考试中也出现了“万国公法义比春秋试广证其例”“问各国不以公法待中国其故安在”等题目，还成立了一个国际法研究团体——公法学会，“专讲公法之学，凡自中外通商以来所立约章以及因应诸务……皆须细意讲求……庶为将来自强之本。”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无偿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消灭地主阶级，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经过土地改革，全国3亿多农民分得耕地等生产资料。消灭了剥削制度，农民成为独立经营的小生产者，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力。

为了使个体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需要将有限的农业资源集中到国家手里；中共中央提出农业合作化的方针。到1956年，90%以上的农户加入农业合作社，实现了由土地私有基础上的个体经营向土地公有基础上的集体经营过渡，在农村中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摘编自《中国经济史》编写组《中国经济史》

材料二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面临的问题之一是还有两亿多农民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在中共中央的支持和推动下，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各地逐渐推广开来。农民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具有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农民生产的产品“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它在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将农民家庭承包经营的积极性和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结合起来，因而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农民收入明显增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村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为中国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本书编写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秦汉以后的中国，传统的国家认同不仅表现为对某一君主、某个朝代的认同，还表现为对超越朝代的具有历史文化延续性的通称——“中国”的认同。自称“中国”者不仅是那些汉人主导的政权，也包括众多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各个政权都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材料一   契丹人受其先祖鲜卑人影响，建国之后，为了表明政权的合法性及其重要地位，自称“炎黄子孙”，开始以“中国”自居。同时，仍然称宋朝为“中国”。他们强调夷人懂礼即是“中国”，并不反对汉人懂礼也是“中国”。到辽圣宗（983—1031年在位）后期又自称“正统”。在自称“正统”的同时，仍然继续称宋朝是“中国”。

金人进入中原后，亦援引“中原即中国”“懂礼即中国”等理论，自称“中国”，也没有将辽、宋排除在“中国”之外。辽金时期，实际上萌生了多元正统意识，即比较宽泛的“中国”意识，或称“大中国”意识。

——摘编自赵永春《10—13世纪民族政权对峙时期的“中国”认同》

材料二   清代（1840年以前）在经济上比唐、宋、明都有较大的发展，在边疆版图、对外关系、文化思想等方面更为显著。但与同时期西方相比，发展相对缓慢，其原因主要在于传统的影响。总之，清代（1840年以前）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积极、消极并存。

——摘编自杜家骥《论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