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06年《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指出，革命就是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敢有为石敬瑭、吴三桂之所为者，天下其击之”。这一方略出台后引起了重要反响。

1907年初，杨度在《中国新报》上连载了《金铁主义说》一文。他认为“其所谓民族者，亦为广义上之文化民族，而非狭义之血统民族”。杨度认为满族由于接受汉文化，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他主张建立君主立宪国家，强调“中国之在今日世界，汉、满、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汉、满、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种，一有变动，则国亡矣”。

同年8月，章太炎在《民报》第15号上发表《中华民国解》文，旨在反驳杨度的《金铁主义说》。他认为；“文化相同自同一血统而起，于此复有殊族之民受我抚治，乃得转移而翁受之；若两血统立于对峙之地者，虽欲同化莫由……满洲之同化，非以受我抚治而得之，乃以陵轹颠覆我而得之，二者之不可相比。”章太炎进一步指出清朝统治者“当退黜与夷狄等耳”。

1906年末，宪政考察大臣端方在出洋归国后向清廷上《请平满汉畛域密折》，其中谈到了革命党人：“一二不逞之徒，竟敢乘此时机，造为满汉异族权利不均之说……此种族革命之说，所以得乘间而入也。”端方建议清政府“请降明诏，举行满汉一家之实，以定民志而固国本。”此后，清廷吸取端方、李鸿章、袁世凯、张之洞等人的建议，在前期放开满汉通婚的基础上改革官制，取消各部郎官等满汉分设制度，原仅用八旗的职位也可用汉人。但在裁撤驻防（京）八旗的问题上，清廷内部产生了争议，最终决定逐步裁撤京外驻防八旗，取消旗人特权，但保留驻京八旗。但在取消部郎官等满汉分设后，各部尚书中仍是满人居多，京外驻防八旗的裁撤也进度缓慢。

——摘编自郑大华《论清末革命派和立宪派在“民族建国”理论上的分歧与争论》

材料一：

——摘编自赵继颜《北宋仁宗时期的农民起义》

材料二 在王安石变法实施初期，苏轼就指出，骤行新法“其进锐者其退速”，欲速则不达，因此需要徐徐图之。再次，派遣专使推行新法，“事少而员多”，增加了冗员和冗费，“人轻而权重”，更是容易滋生弊端。苏轼经过长期实地考察，于元祐元年（1086年），写了《乞不给散青苗钱斛状》。他在奏状中说：“熙宁以来，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二十余年，法日益弊，刑日益烦，盗日益炽，田日益贱，谷帛日益轻，细数其害，有不可胜言者。”因此，他建议朝廷“所有已请过钱斛，候丰熟日，分作五年十料（即十批、十次）随二税送纳。或乞圣慈念其累岁出息已多，自第四等以下人户，并与放免”。即是说，废除《青苗法》后，农民所欠官府的钱粮，允许分期分批归还，四等以下的贫困户应该全免。

——改编自莹光《苏轼为什么反对王安石变法？》

材料   广告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是生活嬗变的记录者，征婚广告的出现折射出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艰难足迹。

1902年6月26日《大公报》上刊登乐于奉献的中国历史上第征婚广告。发布这则广告的男士并未提供自己的信息，只提出了对所求女士的要求：“一要天足（未缠足》；二要通晓中西门径；三聘娶仪节悉照文明通例，尽除中国旧有之陋俗，如有能合以上诸格及自愿出嫁，又有完全自主权者，毋论满汉新旧、贫富贵贱、长幼妍媸均可。请即邮寄，亲笔覆函，若在外部能附寄玉照更妙。”

从1922年到1936年在《大公报》刊登的征婚广告中，男士征婚者有56人，明显占优势。在自我描述信息中，有学历者占多数，其中有中学1人，大学15人，硕士1人，留学生8人，共25人，45%；女士征婚者提及自己的学历的，中学学历7人，师范7人，大学2人。

征婚广告中大多反叛婚姻观的传统束缚，大多数都提到了要求女子"不缠足"。征婚者大多对别的学历提出了要求，72个征婚男士中有43人对女方的学历提出了要求，其他的也强调要能“亲自书写信函"。女性征婚者中基本都提出了中学以上的学历要求。

男士征婚广告中多强调自己“月薪百五十元”"有相当地位”“有相当职业"等内容，而女士征婚中则多要求对方"月供五十元生活费""有高尚职业""月新二百上下”。

——摘编自孙会《《大公报〉的征婚广告与近代社会变迁》

材料一   汉唐社会是“头枕三河（指司马迁所说的河内、河东、河南），面向西北草原”，运行在大陆帝国的封闭轨道上。汉唐时期沟通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尽管驼铃悠扬，商旅不绝，但这并不能改变当时中国的封闭性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性质。这种主要为社会上层服务的、以奢侈品和土特产为主的长途贩运型商业，与宋以后兴起的主要为黎民百姓服务的、以日常生活用品（如粮食、布匹、陶瓷、茶叶等）和生产资料（如农具、煤炭、木材、土地等）为主的规模型商业不可同日而语。晚唐以后，经济重心由于向东南方向移动而更加靠近拥有优良海港的沿海地区，为向开放型的商品经济过渡提供了某种历史机遇，加之政府对海外贸易的鼓励，我国社会开始脱离了原先内陆帝国的运行轨道，出现“头枕东南，面向海洋”。

——改编自张全明、李文涛《宋史十二讲》

材料二   明中期时，郑和下西洋之事因前人转述或记载失真、变形，在世人认知中已与史实大相径庭。例如陆容《菽园杂记》对郑和下西洋航行次数、航行年代、随行人员等的描述都与史实有出入。世人对郑和下西洋的认识也多有异议，此时黄省曾广泛涉猎古今文献，尤其是随郑和下西洋人员马欢编写的《瀛涯胜览》等，如实记载了郑和下西洋时南海二十三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如《三佛齐国》生擒陈祖义、满剌加建碑封城、《苏门答剌国》生擒苏干剌等事。这不像同时代其他人因郑和是刑余之人而贬低他，反而称赞郑和是不辱君命、智勇双全的航海英雄。在“论曰”还肯定了明朝“王者无外，怀远以德”、公正平等“一视同仁”以及宽猛相济、恩威并用的对外策略，成为郑和下西洋史实的重要印证与补充，还原了郑和下西洋的原本面貌。

——改编自陈丹丹《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的史论价值》

材料 公元前87年，汉武帝病逝，命霍光、桑弘羊等人辅佐幼主昭帝。前81年，霍光召集全国各地选出的贤良文学人士进京商议罢黜盐、铁、酒等专营政策，盐铁会议召开。

讨论之中，贤良文学诸人属于儒家立场，御史大夫桑弘羊是法家立场。据桓宽《盐铁论》所录，儒生是绝对的反战主义者，他们认为汉武帝在位时期，一切以对外作战为第一，不惜用以次充好、强买强卖，哄抬物价种种办法筹款，致使人民的生活非常痛苦，再加上为丁稳定，不惜采用恐怖手段维系统治，更使人民吃不消。连年征战，民穷财尽，民怨沸腾，因而绝不能再走与民争利的法家路线。桑弘羊主持朝廷财经事务长达30余年之久，坚决捍卫汉武帝的内外政策，他认为兴盐铁，酒榷、置均输平准，扩大了财源，是抗击匈奴、消除边患的经费来源，而且这些政策便于抑制豪强大家，可济民救灾，有益于农民。

盐铁讨论的结果，据《盐铁论》载为“请且罢郡国榷酤（酒政）、关内铁官”。会议虽未能完全依照贤良文学的建议，但他们已经得到了初步的成功。桑弘羊在政治上受到一定的挫折，霍光借助民间代表人士的辩论，得到了比较广泛的舆论支持。经济上官营政策有了一定收缩，这场会议中的贤良文学人士普遍得到了重用。

——据劳榦《秦汉简史》等整理

材料一   中晚唐时期，韩愈借鉴佛教新禅宗道统，参照《孟子》卒章之说，建构儒家“道统”理论。韩愈在孟荀评价问题上：凡涉及“道统”建构方面的，标榜孟子而贬黜荀子；而在此外的文本言说中，则大致遵循“孟荀齐号”的成说。韩愈认为，只有当封建统治阶层尤其是皇帝真正回到儒家所建立的正统秩序中，才能实现国家中兴。“道统”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从“道统”的建构方式和过程来看，韩愈以孟子“传道”说为形式依据，以孟子“距杨墨”为关键内容，然而除此之外，甚少涉及孟学其他领域。譬如孟子的“性善”说，韩愈对其似乎无动于衷。

——摘编自张明《韩愈“道统”建构与荀孟地位变迁——中晚唐儒学之变革及结局》

材料二   乾嘉新义理学承清初以降反理学的“黎明运动”，具有一套迥异于宋明理学的意义系统，而与荀学构成意义上的共契。首先，乾嘉新义理学力倡“达情遂欲”说，而荀子的自然人性论思想正与此相契合。其次，荀子的重礼思想则启导了乾嘉新义理学“以礼代理”说的创生。最后，乾嘉学人既持“以礼代理”说，则重学尚知的荀学必为其所崇，因为作为外制度和规范的礼需由“学”方可获致，而与主内在“反求本心”的孟学不相契接。明清易代，经史之学取代心性之学蔚然兴盛，荀子以传经之功获得道统合法性，乾嘉学人遂以荀学为奥援渐次建构起义理体系，这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宋明理学的价值体系。

——摘编自孔定芳、高季红《荀学与乾嘉新义理学的建构》

材料   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开始向近代转型。其中包括社会文化的转变，而观念文化的剧烈变化，始终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等一切领域从古代向现代的转变。实际上，从一定角度讲，观念文化的转变是一切领域转变的根本和关键。

从19世纪60年代的中体西用论，到90年代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和20世纪初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文化；从新文化运动提出民主与科学的理性主义思想文化，到社会主义思潮逐渐在新思潮中脱颖而出，各派思想主张和文化学说的最终目的，都是为寻求中国在国际上的平等地位，争取民族独立，为改造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为中国社会向近代的转型提供思路。

在革命实践中，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都为中国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探索方向。而在社会实践中，实业家的“实业救国”和教育家的“教育救国”，也具有广泛的影响。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