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华夏和夷狄虽有冲突，但就种族、血缘而言，则华夷往往存在联系。以婚姻为例，双方通婚的材料见于史载者颇多，如晋文公之母为戎女，其妻亦为狄女。在长期杂居、邻居的过程中，发达的华夏文明对戎狄蛮夷产生了很大影响，戎狄蛮夷的文化也进一步丰富了华夏文明。到春秋、战国之交，进入中原的戎狄诸部绝大部分已融入华夏族当中，曾以蛮自居的楚国也渐不再被视为蛮夷。春秋战国，华夏族吸收了大量新鲜血液，成为更加稳定和分布更广泛的族群，最终到秦以后形成了统一而有持久生命力的汉民族。

——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   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盖岭北、辽阳与甘肃、四川、云南、湖广之边，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

——《元史·地理志一》

材料三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这要求各族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不断为中国式现代化汇聚各民族共同奋斗的磅礴力量。

——摘编自中共二十大报告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文化自觉，同样表现为“人的自觉”。无论是孔孟学说还是程朱理学，儒家文化始终执着于强调人之为人的道德性。同时，它对道德性的强调以维持社会的秩序为出发点和归宿，对不同身份的人有不同的道德要求，这便使其所强调的道德限定在伦理道德的范畴。儒家文化在晚明时期发生了裂变与分化。李费发挥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提出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对自然人性的肯定，着眼于“我”之真实；对个性意识的推崇，侧重于“我”之独立，二者共同体现出晚明人文精神的“人”不再是儒家文化中伦理型的人。但这股人文主义思潮并未掀起类似西方文艺复兴那样深入持久的文化运动，在中国文化史中昙花一现。

——孙桂丽《对中国古代主流人文精神的反叛》

材料二   在意大利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15世纪，也是多才多艺之人辈出的时代。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不但要研究古代经典理论，还要研究地理、历史、文学；不但要翻译古代的戏剧，还要同时兼做导演；此外，他还可能是一名地方长官、外交家。

——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

材料一   洪武初年，朱元璋下“徙民之令”，以调整全国人口，大量移民逐渐从湖南、湖北、江西等地迁徙至重庆。洪武二十年（1387），明政府又两度组织移民入渝垦田。重庆府《云阳县志》载：云阳县“邑分南北两岸，南岸之民，皆明洪武时奉敕由湖广府城使采者。大量外来移民使重庆府存在众多双籍地人士（祖籍地与居住地不一致）。明代四川省中进士的数量共1406人，重庆府占318人，其中重庆双籍地氏族中进士者有41人，占比为12.8%。丰都县的杨丑瑛科举入仕后在其家乡建平山书院，“使吾乡之秀与吾杨氏文子弟诵读其间”。清初湖广民众身次移民四川时，甚至称川人“半楚”“半潇湘”。

——摘编自黄梅《“湖广填四川”移民现象的历史考察》

材料二   1937年七七事变后，华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及珠江三角洲地区，大量政府官员、工人、学生、难民等纷纷赶往西南大后方。以重庆为例，八年抗战中，重庆人口由战前的47万，迅猛增加到战后的124万。工人是内迁人口中的重要群体。在1937年，重庆仅有工厂42个，全人8000余人。到1940年，重庆已形成了一支以兵工、机械、冶金、煤炭、纺织、化工等产业的工人群体，总人数近20万。“重庆主要商业市场，汇集于城区武库街、督邮街、及新街口等街道的两旁。热闹情况，较上海南京路有过无不及。但人口齐集重庆市区也给市政管理及市政建设带来诸多困难。

——摘编自唐润明《抗战时期重庆的人口变迁及影响》

材料一   如表是西汉初年人口迁徙表（部分数据）

注：阳陵、茂陵位于长安周围；公元前121年，河西走廊地区纳入汉朝疆域。

材料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口的流动，既有居住在边地的少数民族向中原地区流徙，也有中原地区的汉族人口纷纷外迁。据《晋书—文帝纪》记载，当时“归附”的少数民族人口达“八百七十余万口”之多。西晋时，在全国设21个州，有20个州遍布着流动人口的足迹。见于记载的两晋流动人口约150万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8.史书中关于“百官流亡者十八九”和“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的记载很多。十六国以来，许多少数民族在中原与汉族杂居，一遇变乱，同样成为流动人口。波澜壮阔的人口大流动，从短时态来看是加剧了社会动乱，但它也对社会的久远进步开辟了道路。

——据曹文柱、赵世瑜、李少兵等著《乾坤众生》整理

材料一   清朝前期，康熙常、雍正帝、乾隆帝多次出兵平定西北边疆叛乱，完成了对新疆、西藏的完全统一，击败沙俄侵略，收复台湾。在承认中央王朝统治前提下，允许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有限自治;不同地区颁布了如《理藩院则例》《蒙古律例》《回疆则例》《西藏通则》等相应的法律;各地因俗设官（制）,如驻藏大臣、军府、盟旗等;对于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用封爵、给俸、联姻、朝觐等措施加强联系;不断赐封喇嘛教领袖，在蒙藏地区形成了达赖、班禅、哲布尊丹巴、章嘉四大活佛系统;蒙古族集中生活地区划定牧区、屯田（新疆）、实行招民开垦（西南地区）等，大力发展边疆经济。

——摘编自 马汝珩、马大正主编的《清代的边疆政策》等

材料二   19世纪70年代，沙俄武装强占伊犁、阿古柏盘踞新疆喀什等地、日本国入侵台湾，清朝面临边疆危机。海防与塞防成为清朝重臣们争论的焦点。

——摘编自尹金海 《学术视野中的晚清海防与塞防之争》等

材料一   明朝后期到清朝前期，大批耶稣会士来华，其中包括利玛窦、邓玉函、汤若望等人。他们在接受中国传统风俗与生活方式的前提下，传播西方文化。地理方面，利玛窦绘制《坤舆万国全图》；数学方面，利玛窦、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物理机械工程方面，邓玉函、王徽译绘《远西奇器图说》；此外，还涉及天文历算、水利技术、欧洲古典哲学、美术、音乐、建筑等方面。就其知识水平而言，基本上代表当时欧洲知识界的平均或最高水平。

———摘编自宁欣《中国古代史资料汇编》

材料二   儒家思想在西方传播较晚，当时近代科学技术特别是印刷术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16世纪末，耶稣会士来华后翻译了“四书”“五经”。当时，中国的综合国力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中西方之间的对话处在平等的位置上，耶稣会士们的翻译在西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伏尔泰说：“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真理绝不与迷信混同。”他抨击天主教的黑暗统治，并把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中国看作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政体之一。有学者认为，“在欧洲，特别是在法国，17和18世纪的整个思想模式发生了转变，而转变之后，在许多方面与孔子思想都很相似”。

———摘编自郝景春《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

材料三   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

———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