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自秦汉至明清，县以下的基层行政组织多是乡里两级。从表面上看“里”具有乡约自治功能，但本质上是以村落为基础的赋役征收单位，乡（管、都、保）则是介于县与里之间由若干村落组成的地域性行政单元，而家族是乡土社会不可忽视的治理依托。乡里承担着维持国家在基层正常运转的重要任务。秦汉时期，在有秩、游微之外，由三老负责教化便有很强的自治色彩。到隋唐时期，乡的功能进一步弱化，基层权力向州县集中。王安石变法后，县以下的保甲组织开始成为皇权的载体，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渗透增强，乡里自治色彩再次削弱。基层行政权力的缩小、行政人员威信和统治力的下降为士绅和宗族势力的补充提供了空间。

——摘编自王伟进等《我国古代乡村治理的演进特征及其影响》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治理实行了国家主导下的“政社合一”的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下，乡村治理的主体是单一的政府；政革开放以后，政府的单一主体模式被打破，开始了政府与市场两元主体治理时期。2006年农村税费改革以后，乡村的治理主体又开始发生变化，尤其是在新农村建设的推动下，乡村治理形成了以广大农民为主体，政府、市场、社会组织、新乡贤等多种组织和个人参与的多元主体的乡村治理模式。新时代，为了推进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一个以农民为主体，政府、社会组织、新乡贤以及新型经营主体参与的多元主体的乡村治理体系正在不断完善。这样的体系构建既保障了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调动了其参与乡村建设和发展的积极性，也提升了乡村治理的效果。

——摘编自蒋永穆等《新中国70年乡村治理》

材料一   “一边倒”外交政策给中国带来的战略意义十分重大。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向中国提供贷款、派遣专家、提供大量技术资料以及培养一大批建设人才等经济援助举措，对于“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由于有苏联作后盾，新中国更拥有力量来消灭旧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遗产，并进行新的国家建设和社会改造，以应对来自国内外对中国革命的种种威胁。实行“一边倒”外交政策以后，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两国关系迅猛发展。

——摘编自张梅红《浅析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政策》

材料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和改革开放的展开，争取一个有利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和平环境越来越成为全党的共识，党中央开始对外交政策进行重大调整。首先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科学判断，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重要论断，同时主张世界上所有国家不论大小、富贫、强弱一律平等，各国的事应由各国人民自己去管，世界上的事应由各国协商解决。中国决不称霸，也坚决反对来自任何方面和以任何形式出现的霸权主义。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也决不同它们任何一方结盟。中国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亲疏、好恶。

——摘编自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共产党简史》

材料   20世纪50年代的教科书在延续民主革命话语政治的基础上，强调“无论哪一门学科，都有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总的趋势是意识形态话语在各门学科中的比重不断加大，确保接班人培养红色底色的意图非常明显。教科书通过英雄人物典型、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政治、爱国主义等社会主义特色鲜明的内容，表现出典型的“革命”与“建设”风格，作为未来一代成长的精神路标与榜样示范。语文教科书大量选入配合抗美援朝宣传的《英雄黄继光》《谁是最可爱的人》，倡导爱劳动的《公园里的花》《新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等时文。1953年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地理教研室集体编写的《中国经济地理》，在1956年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公布后就立即补充中央经济工作和成就内容到相关章节。1956年人教版初中课本《物理学》有习题在简要复述长征二万五千里革命历史后提出“25000里合多少公里”的思考题。

——摘编自李学等《新中国教科书接班人身份建构历程与启示》

材料   司马迁将项羽载入《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七》，班固将项羽载入《汉书·卷三十一·陈胜项籍传第一》。在《史记》中，司马迁除了介绍项羽生平（“项籍者，下相人也，字羽”）以及转述项羽的言论之外，均对项羽以“字”相称，或者称其为“项王”。在《汉书》中，班固对项羽以“名”相称，很少称其为“项王”。在《史记》中，项羽的封号是“西楚霸王”，而在《汉书》中，项羽的封号是“西楚伯王”。关于项羽身死之后的记载，司马迁在《史记》中这样写道：“项王已死，楚地皆降汉，独鲁不下。汉乃引天下兵欲屠之，为其守礼义，为主死节，乃持项王头视鲁，鲁父兄乃降。始，楚怀王初封项籍为鲁公，及其死，鲁最后下，故以鲁公礼葬项王谷城。汉王为发哀，泣之而去。”在《汉书》中，班固没有如司马迁那样详细介绍汉军占领鲁地的过程，在写完项羽乌江自刎一段之后，班固仅用一句话交代了项羽的后事——“汉王乃以鲁公号葬羽于谷城”。

——摘编自张春巍《项羽生平记述差异分析—基于〈史记〉和〈汉书〉的考察》

材料一   公元前118年桑弘羊向汉武帝提出了一个盐铁官营的计划。这个计划的要点是(一)将煮盐、冶铁之事均收归政府管理，所得收入，以补充赋税。(二)“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三)“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没入其器物”(四)“郡不出铁者置小铰官”，管理铁器的专卖事宜。”(前117年开始实施这一计划----编者)……据专家断定“西汉的冶炼生铁的技术，这是我国封建社会前期冶炼技术发展的一个高峰”……

——摘编自林剑鸣《秦汉史》

材料二   汉阳铁厂于1891年兴建，张之洞托人到英国购买设备，结果用买来的炼铁炉生产的钢轨，质太脆而不能用。1896年后，洋务派官员盛宣怀掌管汉阳铁厂，实行股份制改革，购买了世界最先进的马丁炉改造全厂冶炼设备，大量聘用外国技术人员，落后状况有所改观。但严重依靠买进外国先进设备来维持运转，缺乏独立性和后续力。张之洞也采取措施培养自己的人才，却忽视了高级技术人才和管理人员的培养。当时，外国资本主义为了“久据其利”和“傲我之无”，“凡有益于我之事彼必挠之”。一战后， 钢铁价格剧跌， 国内军阀混战，民国政府改变钢轨标准，到1924年，汉阳铁厂全部停产。

——摘编自夏冬《中国近代和现代钢铁工业发展道路的得与失——汉阳铁厂和宝山钢铁总厂比较研究的启示》

材料三   “十一五”以来，重庆钢铁行业显著提升，2011年重庆钢铁工业产值达到743亿元，年均增长 24%，钢材产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年均增长24%；基本建成全国最大的船舶用钢精品生产基地和西南地区最大的涂镀板生产基地；重钢环保搬迁完成后装备水平跻身全国先进钢企行列。当前，国际国内宏观形势正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钢铁行业市场需求萎缩，国内产能过剩、竞争加剧，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等制约因素不断加强，与此同时，重庆市还肩负在西部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重任，加速发展仍是第一要务，工业化进程加速推进，城镇化、农业化进程不断提速，这为重庆地区钢材消费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重视本地用钢需求 优化钢铁产业布局 ——业内人士谈重庆钢铁工业发展趋势》(2012年)

材料   从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等重要国际组织，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主要通过联合国向世人展示了一个不断开放、积极进取、和平发展的大国形象。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利用联合国舞台积极参与多边事务，如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等多边军控和裁军条约，不断扩大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人力和财政支持，并且主办世界妇女大会。中国通过与联合国的全面合作，不仅极大地改善了国际环境，而且不断融入国际社会，成为负责任的大国和国际社会的建设性力量，特别是近十多年来，中国在联合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中国得以在国际社会发挥建设性引领作用。

——摘编自张贵洪《联合国是中国参与多边合作的重要舞台》

材料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这二十年间，各种灾荒迭发，兵发匪祸不断，农民苦不堪言。从宋代开始，儒家知识分子选择将建设基层民生秩序作为其“外王”的重要手段与途径。20世纪20年代初期，深谙舆论之重要性的知识分子便以当时国内影响力最大的综合性期刊——《东方杂志》，作为其为农村社会发声的重要舆论平台。在灾荒救济方面，他们提出了“以工代赈”之策略。在教育改革方面，知识分子更是主动投身于乡村教育，企图以改良与发展乡村教育救国。在土地制度改革上，知识分子就土地国有还是私有意见不一。但他们的建议与呼吁在一定程度上为当局土地制度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与借鉴。20世纪30年代后期，知识分子重建基层民生秩序的任务中断，民生关怀热潮走向回落。

——摘编自谌月《二十世纪20—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农村民生关怀》

材料一   南朝时期的人口迁徙几乎是持续不断地进行的。迁徙的过程中，既有江北人士持续移居江南，也有统治阶级为了调整边疆人口分布，免遭敌对政权掳掠，将人口往内地或军事重镇的迁移，还有将南方少数民族粗暴地驱赶下山以补充兵员、营户和奴婢的行为。此外，一些民众根据自身需要而非受强制性因素影响而形成的自行流动也已经出现。

——摘编自郭林生《南北朝和隋朝人口研究》

材料二   明清时期，湖北的荆襄、郧阳地区，陕西的巴山老林地区都聚集着许多开发性的经济移民，他们从事开矿、种靛等生产活动，都把对财富的追求放在首位。当时，有的商人甚至走出境外，以至于缅甸江头城出现“闽、广、江、蜀居货游艺者数万”的现象。清代前期，广东人口则以潮、惠、嘉为中心，向东流向台湾，向南流向高、雷、廉、海南及东南亚等地，向西流向广西、四川、云南，向北流向江西、湖南、湖北及陕西等地。

——摘编自季松《试论明清人口迁移的时代特征》

材料三   晚清时期，出洋华工群体以福建、广东地区的为多，流入地区遍布世界各地，尤以东南亚、南美地区为大宗。19世纪60年代前后，美国旧金山一带发现金矿，加之受已在海外发财致富的华人影响，急需大量劳动力的美国也被华人认为是淘金之所。在贩卖华工所带来的可观利润刺激下，英国等殖民主义者纷纷进行惨无人道的苦力贸易，以至于在华工出洋合法化前，已有大量华人被西方人口贩子拐卖出洋。

——摘编自赵薇《晚清华工出洋原因探析》

材料   1644年，满族入关统一全国以后，经过“康乾之治”和以后的发展，满族地区和中国社会得到迅速的发展和进步，中华民族和中国一时以强大、发达而著称于世界。以满族为统治民族的清王朝，相当重视发展社会生产力，它奖励垦殖、整顿赋役、兴修水利，东北地区满族的农业耕作技术水平已接近或赶上汉族的水平。东北地区粮食不仅实现自给，而且还有余粮供给关内汉族地区和部分出口。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达，社会的安定和国力的强盛，使清王朝顺利团结全国各民族人民，先后抗击了沙俄殖民主义对我国东北、新疆地区的侵略；击败了廓尔喀对我国西藏地区的入侵；粉碎了英国殖民主义对我国西藏、新疆的多次侵略阴谋；收复了台湾等。这些伟大的成就，是中华民族共同奋斗的结果。

——摘编自杜荣坤等《中国民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