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战国中期的商鞅，作为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以重法名世。在变法改革中，商鞅强调国家应采用重刑使人们守法以避害，还应用重赏吸引人们循法以逐利，刑的威慑作用大于赏，“先刑而后赏”。他注意到官吏犯罪的危害性远大于一般百姓，甚至会使百姓效仿其行，不守法度。因此，设置监察官吏的专职官员，明确各级官吏的权责，特别鼓励官吏间相互监督、检举揭发。他还注重培养人们主动守法的意识，树立和强化法律公平、公正的权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此外，商鞅要求法律条文须具体明确、通俗易懂，推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扩大法律的宣传力度和广度。《战国策》赞叹道：“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其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

——摘编自隋淑芬、施建中《商鞅预防犯罪的思想》等

材料   秦国的祖先活跃在汗水、渭水之间（今甘肃天水和陕西宝鸡一带），经常与西方的戎族发生战争。商鞅曾评价说：“始秦戎狄之救，父子无别，同室而居。”《吕氏春秋·高义》载：“秦之野人，以小利之故，弟兄相狱，亲戚相忍。”在那些中原诸侯眼中，秦国与“夷狄”并无二致。秦孝公在回顾此前秦国历史时，对此深感耻辱，发出了“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的感叹。

汉初儒生贾谊认为：“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

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称商鞅变法后“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摘编自张涛《移风易俗：商鞅变法的重要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