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如图是出土文物商鞅方升

材料二   “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治国能转民力而壹民务者，强；能事本而禁末者，富”

——摘自《商君书》

材料三   用商鞅之法……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见税什十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大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

——班固《汉书·食货志》

材料   自商鞅变法运动开始之后，由于其行动与理论的独特性，引起了学者与政治家的强烈关注。其后随着社会实践与文明程度的发展，学界更是把它作为法家治世的一种典型符号象征，进行了深入而又持续的研究。

从变法开始直至今日，对于商鞅变法性质的评判，从价值维度上可粗略地划分为四类不同的认知：第一类，传统法家学派“富强王治”的评判，积极肯定商鞅变法理论与实践，《商君书》《韩非子》等基本可以划归为这一类；第二类，传统儒家、道家、杂家等“背道刻暴派”的评判，即以道德为依据对商鞅变法持强烈批判态度，如荀子称商鞅为“盗兵”，孟子批评商鞅“强战”，等等；第三类，近代史学“富国强邦的军国法术派”的评判，如钱穆《国史大纲》、张荫麟《中国史纲》等；第四类，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阶级服务派”的评判，主张商鞅变法顺应了经济变革的要求，为统治阶级的利益而服务，其中以郭沫若先生为代表。

——摘编自王云鹤《商鞅变法若干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