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孟子的“仁政”思想，对保障人权、发展生产具有促进作用，同时也有利于民主制度的建设，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同时，它过分强调“仁”而缺少“法”，具有一定的软弱性,很有可能造威社会秩序的紊乱与国家的动荡。反观法家。虽然过于迷信权术与酷刑,但不得不承认这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猛药”。另一方面，法家认为“治民无常”，主张变法，这也有利于执政者的施政能够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

——摘编自李锦鸿《从<孟子>和<韩非子>看儒家与法家的价值观》

材料二   仁义、礼制是治国之本，法令、刑罚是治国之末。刑罚的作用在于惩戒犯罪,使人民不敢肆意作恶而犯法。礼义的作用在于教化人民遵守道德规范不作恶不犯法，在细微的小事上也符合人伦道德。“是故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耻。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苟免。是治之贵贱者也。先仁而后法，先教而后刑，是治之先后者也。”治国要注重以道德和礼义教育人民,使人民有羞耻心，自觉向善。

——摘编自韩丽华《中国古代礼义思想的教化意义》

材料一：韩非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于一身，是法家思想集大成者。战国后期，韩国积贫积弱，韩非上书韩王，希望改变治国不务法制、养非所用、用非所养的情况。“以法治国”是韩非思想的核心，他提出了“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的主张，这对当时清除贵族特权、维护法律尊严，产生了积极影响；除了制订法律外，韩非主张以法为教，宣传普及法律知识，使整个社会形成法律风气。韩非之学其最高理想是“君无为，法无不为”，认为法行而君不必忧；臣不必劳，民但而守法，上下无为而天下治。韩非形成了以进化的历史观为基础的，以建立统一的君主集权的封建国家为奋斗目标的完整思想体系。韩非“以法为本”的主张成为当时主流思想，各国君臣竞相研究《韩子》。在其指引下，秦始皇完成统一六国的帝业。

——摘编自《法治文化〈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韩非〉》

材料二：17－18世纪，法国封建君主专制发展到顶峰急剧没落；18世纪后期，法国工业革命逐渐展开，进步的资产阶级以思想斗争的形式向腐朽的封建主义进攻。这给孟德斯鸠提出了反封建反暴政的思想主题。针对法国政弊，孟德斯鸠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移的一条经验”，其在《论法的精神》中系统地阐释了三权分立的资本主义原则。他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立法权属于议会，它代表国家意志，由人民集体享有；行政权执行国家意志，由君主行使；司法权由人民选出的人员组成的法院行使。孟德斯鸠强调三权不仅要分立更要相互制衡，突出法治原则的重要性和现实性。其理论深刻地影响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和美国政治制度的建立，但其开出的解救社会的药方不过是阶级分权和分工。

——摘编自《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思想》

材料一   法治和德治都是实现人治的工具和手段，以维护君权为目标。但儒家德治的保守性适应不了当时政治上层建筑的变化，而法治思想完全忽视并否定道德价值的内心自觉作用，只有儒法融合发展，才能克服彼此缺陷。秦亡后，汉朝统治者充分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经过汉初的无为而治的过渡，德治与法治在汉武帝时期走上了融合发展的道路。在汉武帝的支持下，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意识形态，自此，封建统治者把德法并用，德主刑辅作为治国的策略，礼法文明开始取代礼乐文明占主导地位。

——摘编自王欣《先秦德治与法治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材料二   礼法结合的理念与制度成果深刻影响到了东亚儒家文化圈内各个国家的法制文明建设。儒家纳礼入律，借助礼义道德的力量来净化人们的心灵，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但封建法律的立法指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表现为对封建等级秩序的维护，在其禁锢下，公平正义、自由平等的法治观念难以成形……时代“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正是传统“礼法治国”思想在当代的表现形式。礼法结合的治国方略并不因为传统而过时，关键在于要与世推移，以符合时代的发展要求。

——自杨鹏程《礼法结合：中国古代法律发展的基本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