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商鞅变法规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原来“属籍”的标准是以与君之血缘而定，今则无军功便攀不上半点关系。这是对王族宗室制度的重大改革。它既可以切除一切旧宗法世袭传统势力之家存在的根子，又可抑制新的宗族集团的发生，使庶民个体小家庭有机会崛起。商鞅还实行了“编户齐民”制，每一个小家庭在国家版籍上单独著册立户，直接与政府发生联系，家庭成员普遍取得“公民”身份。商鞅在编户齐民中实行邻伍、邻里互保制，重横向的邻伍、邻里关系，而不重纵向的血缘关系，非血缘的社会关系超过族内关系。

——摘编自张金光《商鞅变法后秦的家庭制度》

材料   商鞅变法的出发点是在激烈的兼并战争中立足，并最终实现国富兵强，这体现了他“务实功利”的价值追求。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战乱频发，传统的道德伦理准则已难以支配社会生活，强权主宰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这次变革在使秦国迅速富强起来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秦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该变法的积极一面在于用爵禄和刑罚将人们追求利益的途径和方式规范到国家需要的道路上来，把人们的生活、生产甚至思想都引入一种轨道式的模范。但此次变法对法律过度的依赖，比如鼓励亲属互相监视、互相告密，却也撕裂了人伦亲情；“轻罪重刑”使司法行为恐怖化；“不赦不宥”使“犯罪分子”一旦获罪则走上绝路，这些繁密的法令使秦人的心理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人们的道德水平也渐渐降至仅仅遵循法律规定的最低线。

——摘编自许鸿基《商鞅变法的法治思想与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