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战国中期的商鞅，作为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以重法名世。在变法改革中，商鞅强调国家应采用重刑使人们守法以避害，还应用重赏吸引人们循法以逐利，刑的威慑作用大于赏，“先刑而后赏”。他注意到官吏犯罪的危害性远大于一般百姓，甚至会使百姓效仿其行，不守法度。因此，设置监察官吏的专职官员，明确各级官吏的权责，特别鼓励官吏间相互监督、检举揭发。他还注重培养人们主动守法的意识，树立和强化法律公平、公正的权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此外，商鞅要求法律条文须具体明确、通俗易懂，推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扩大法律的宣传力度和广度。《战国策》赞叹道：“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其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

——摘编自隋淑芬、施建中《商鞅预防犯罪的思想》等

材料   同样是打破血缘贵族政治，梭伦突出的是按财富划分社会等级，商鞅则按照军功划分政治地位；前者承认并鼓励私人创造财富，后者则引导国民埋首农田或扑向战场。商鞅变法后，很多平民开始走向政治道路，张仪、吕不韦、李斯等来自他国的移民跻身卿相，在这一点上，商鞅变法比梭伦改革要更彻底。这种社会层级过度平面化的政治使王权也受到挑战，只有通过不断强化君主权威才能阻遏混乱、维护秩序。而雅典濒临海洋，以工商业立国，居民也多是来自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移民，人口约20万，这样的小城邦更容易实行民主制。

——摘编自张国刚《商鞅的变法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