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赵武灵王（前325～前299年在位）与肥义谋胡服骑射。国人皆不欲，公子成（赵武灵王的叔父）曰：臣闻中国者，蛮夷之所则效也。今王舍此而袭（穿）远方之服，臣愿王熟图之也！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制国有常，利民为本。吾国东有齐、中山，北有燕、东胡，西有楼烦、秦、韩之边。今无骑射之备，则何以守之哉？而叔顺中国之俗，恶变服之名，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听命，乃赐胡服。于是始出胡服令，而招骑射焉。
——摘编自司马光《资治通鉴》
材料二 北方的少数民族一直处于游牧的生活状态，在服饰方面，缺乏文化的积累，被称为“胡服”的衣服款式与汉服迥然不同。一般来说，胡服重视的是其使用功能，比较缺乏中原汉民族强烈的社会政治等级意义和社会礼仪功能。在汉族的衣冠制度中，形质、质料、图案花纹、色彩及各种装饰品上都有着严格的阶级地位区分，其政治制度是强调尊卑贵贱的等级，这种政治制度是北魏统一北方后建立统治秩序所迫切需要的。在南北朝时期，对峙的南北双方都称自己为中国，而将对方视为夷狄，改造着装的旧俗，进行服饰改制，对于统治者而言也有着一种争正统的意味。太和年间，北魏孝文帝在服饰改革上实行了一系列的举措，制定出了冠服制度。孝文帝不仅制定了汉魏冠服制度，而且自己亲身穿戴并赐新装给大臣官员们。与此同时，他还监督平民百姓的服饰汉化的实践进程，如有不遵循汉化服制的百姓，孝文帝便会斥责地方官员。
——摘编自李晶《北魏“孝文改制”中的服饰“改制”》
(1)根据材料一，归纳赵武灵王关于服饰的基本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胡服骑射改革的时代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孝文帝服饰改革的意义。
材料 北魏前期，官员因没有固定的俸禄制度而缺乏稳定收入来源，官员之间收入严重不平衡。地方官员截断官物、搜乱刮掠夺、经商射利，甚至为了谋取暴利逼民假货”，以致严重危及统治。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孝文帝开始“置官班禄”，施行以品第各有差的俸禄制度。孝文帝保留了魏晋以来的九品之制，同时又具体和细化了官品的区分，形成了五大阶梯的官俸差别。这一时期以帛计体，按季发放，中央官员除了获得绢帛，中央财财政还会给他们供给食料，如酒肉、谷物等。地方官员则享受“随近给公田和依户给幸的待遇，即伴随均田制的推行而实行公田制度。孝文帝的俸禄改革达到了“厘整时务”的功效。
——摘编自徐研：《俸廉关系之辨——北魏官员俸禄制度及其监察机制的探析》
完成下列要求
（1）据材料，指出孝文帝俸禄改革的背景。
（2）据材料归纳孝文帝俸禄改革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一改革影响.
孝文帝改革就其深度、广度和影响而言，可与商鞅变法相媲美。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东方文化较高诸邦，……以受古代文化之积染既深，种种因袭牵制，改革非易，……秦人在文化上之历史，较之东方诸国，亦远为落后，故转得为种种之创新。其实商鞅变法之重要内容，在东方各国，本已早为推行，商鞅不过携带东方之新空气，使西方人迎头赶上一步。而结果则后来居上，新制度之创建，惟秦为最有功焉。
——马非百《秦集史》
材料二 魏初风俗至陋，……迁都之后，于革易旧俗，亦可谓雷厉风行。……民族根柢，莫如语言，语言消灭，未有不同化于他族者。孝文以仰慕中国文化之故，至欲自举其语言而消灭之，其改革之心，可谓勇矣。其于制度，亦多所厘定。 一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
材料三 北魏在中原建立以后，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即如何处理这一广大地区的民族关系，其中包含如何对待汉族的先进生产方式、汉族的文化问题。是继续保存拓跋氏旧的社会制度和旧有的文化习惯，还是捐弃旧俗，接受先进的文化，在新的历史环境中获得新生，北魏的统治者必须作出抉择。
——白寿彝《中国通史》
请回答：
（1）据材料一，指出商鞅变法的有利条件。这些条件使秦国变法呈现怎样的特点？
（2）据材料二，归纳孝文帝“迁都”对改革的作用。从材料看，孝文帝“改革之心”坚定的原因是什么?
（3）据材料三，与商鞅变法相比，孝文帝改革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综合上述材料，分析影响改革效果的基本因素。
材料一 周人的统治改变了夏商时期亲族聚居，一族即是一“国”的政治结构；在打破旧式部族方国血缘界限的基础上，以周王“授土授民”的名义赐予，建立起一批以周人为统治族的新型国家。一国之内则是各族混居，这就为未来向成熟的地缘国家发展莫定了必要的基础。…… 就是从这一时代起，中华民族的先民才第一次具有了“天下一体”的观念，而作为中华民族主体民族的华夏民族的生长聚合，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
——摘编自王和《中国早期国家史话》
材料二 华夏之名在西周已经出现，它成为中原主体居民的总称，以别于四邻较为落后的民族。后者相对华夏族被概称为“夷”,具体又有夷、蛮、戎、狄等名称。 ……到春秋，四夷进一步向中原地区发展，与华夏诸国杂居，填充了各国之间的很多空地。 ……最终到泰汉以后形成统一而有持久生命力的汉民族。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三 通过孝文帝的改革，北魏政权从政治制度到经济基础完全转变为汉族传统形式的政权，拓跋鲜卑的主体部分也迅速和汉族融为一体，孝文帝本人及北魏政权由此受到汉族士人的拥戴，十六国以来北方的民族融合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长岂之主编《中国历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
(1)指出商、西周的国家政治管理制度。根据材料一，概括西周实行的国家政治管理制度产生的影响。
(2)结合材料二与所学知识，简述春秋战国时期“华夏”的发展演变。
(3)结合材料三与所学知识，从民族关系的角度，概述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意义。
材料一 马克思认为，在古代民族关系中，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是文化较低的民族被文化较高的民族所同化、融合。高者必然要同化、融合低者，这是一条“历史的永恒规律”。但是，我们一接触中国古代民族史的实际，就会感到这条“规律”不能完全概括、解释民族交融中的复杂问题，它只能说明中外历史上民族交融的主要方面。可是，习惯于在已有的理论格局中因袭的人，却抱着这条规律不放，这就势必在研究中国民族关系史中忽视少数民族对我国历史发展的重大作用。南北朝时期，北齐、北周统治阶层多为汉化浅而胡化深的集团，他们较南朝的统治阶层较少浮华虚诞，遗落世务，轻视妇女；而重视武事，讲究实际，重视寒门人才。陈寅恪说：李唐王朝“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这些才是我们全面正确地理解中国古代民族交融的关键。
——摘编自古非《对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研究的思考》
材料二 综观中国古代史，便可发现几个现象极为引人注目：一为历史总是在政治上的分裂与统一中曲折前进。每次分裂之后都必然出现更大规模的、更深层次的统一。二为民族关系也总是在斗争和交融中曲折地发展。每一次斗争之后，也总是要出现新的更大规模、更深层次的民族交融，而且伴随着每次交融的出现，都毫无例外地要出现较长时期的政治安定和经济的发展。三为政治上的每次分裂与统一，也总是和民族之间的斗争与交融息息相关。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着极强的内聚力和亲合力。而中原地区就是一个熔炉，把周边不断涌入的各少数民族及其文化不断熔炼、提纯，最后浇铸成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创造出辉煌灿烂、绵延不绝的历史文化，使其在世界上独树一帜。
——摘编自高鹏飞《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散论》
(1)概括材料一关于中国古代民族交融的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加以阐释。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民族交融的意义。
材料一
5世纪末，中原地区农业经济已较发达，成为北魏主要产粮基地。而平城地区屡受灾荒，粮食供应常发生危机。随着北魏在中原的开拓，平城已不适合于控制整个北方地区。加上平城的保守势力强大，北魏社会的发展受到了制约。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一，指出孝文帝时期北魏政治领域发生的变化。
材料二 孝文帝以其远见卓识，顺应封建化和民族大融合的历史潮流，推动了本族封建化及民族融合。此后，历代中国的少数民族统治者都不同程度地效法孝文改制，不断为中华民族注入了新的血液。
————李文梁《孝文改制及其对北方民族大融合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孝文帝改革的影响。
材料三
(3)根据上述材料，概括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交融过程中呈现的特点。
材料一 相传黄帝与炎帝族相争相汇，组合成炎黄联盟，继而战胜并融会蚩尤族。炎、黄两族胄裔（子孙后代）的夏人、商人、周人相继建立王朝，并与黄河中下游其他各部族相互融合，形成“华夏”族。与华夏对称的“夷”，从大、从弓，意为持大弓之人，本指东方（今山东、江苏一带）诸族，后演为中原华夏之外诸少数民族的统称。
材料二 十六国北朝时期，匈奴、鲜卑、氏、羌等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权后，不同程度上都面临着如何处理族群关系的考验。天兴元年（398年），鲜卑贵族拓跋珪正式建立北魏王朝，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同年“用崔宏议，自谓黄帝之后，以土德王”。迁都洛阳后，孝文帝积极推进改革，改拓跋鲜卑姓氏为汉姓，并将随魏南迁的鲜卑人改为洛阳户籍。太和十六年（492年），文帝“诏祀唐尧于平阳，虞舜于广宁，夏禹于安邑，周文于洛阳”。
——摘编自马溢澳《拓跋鲜卑的“中国”认同》
(1)根据材料一，指出先秦时期华夏族界域的演变趋势，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影响其演变的相关因素。(2)根据材料二，概括北魏拓跋鲜卑统治者强化“中国认同”的措施。
材料 拓跋鲜卑本是游牧民族，北魏建国后开始发展农业，到孝文帝时期，确立了以农耕为主的经济模式。随着经济转型，法律制度也发生相应变化。北魏太武帝修改律令，规定：“大逆不道腰斩，诛其同籍，年十四以下腐刑，女子没县官。害其亲者，轘之。”太和十一年（487），孝文帝下诏：“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而律不逊父母，罪止髡刑，于理未衷，可更详改。”北魏前期游牧经济下，官吏依靠班赐获得生产生活所需物资，班赐的最大来源是掠夺战争。为了约束官吏，整治秩序，北魏设置赃罪，但贪污仍屡禁不止。孝文帝时期，实行班禄制，为官吏发放俸禄。盗罪在历史上由来已久，至迟在西晋时“盗”有了法律意义上的概括。拓跋氏隆兴之时，规定：“盗官物，一备五，私则备十。”太武帝以降，对于盗取官财的行为加大了处罚力度，盗劫官私财物者流放至边地，甚至处以死刑。太和十六年（492），孝文帝亲自勘定流刑：“诏群臣于皇信堂更定律条，流徒限制，帝亲临决之。”流刑自此入律成为正刑。这一系列措施，适应了经济转型带来的一系列变化，为北魏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姚周霞《转型前后北魏经济变迁对立法的影响》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魏法制改革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北魏法制改革的背景。
材料 孝文帝（467~499年），是北魏王朝的第六任皇帝，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其祖母冯太后在执政期间，力推汉化等事项的改革，孝文帝在成长时期深受冯太后的执政理念影响。北魏孝文帝上台后，对法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涉及礼教、执法、刑罚、治吏等多个方面。孝文帝知道在社会较为稳定的当时，武力已经不是治国的根本，而礼教更能让民众臣服于自己的统治。但他并没有忽视刑调的重要性。孝文帝则提出了以“参详旧典、务从宽仁”为主体的法制观念。北魏初期迁都洛阳不久之时，鲜卑族的一些权贵人士鼓动太子峋北策划谋乱，众人以为太子将会受到孝文帝的庇护，最终太子却被处以重刑，孝文帝大义灭亲消除了人们的顾虑赢得了民心。孝文帝深知“牧民者与朕共治天下”，吏治好坏乃兴废之所由，着手修改法律条文中关于治理官员的条例，更加具体地约束官员的行为。
——于彦梅《北魏孝文帝法制改革考析》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北魏孝文帝法制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魏孝文帝法制改革的特点。
材料一 东汉、魏晋时期,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不断内迁。擅长骑射的勾奴人,逐步由游牧转入农耕生活,发展了治铁和制陶等手工业。山西南部的羯人,大部分都从事农耕,善于织布,喜欢穿青绛色的衣服。西晋时,洛阳贵族官僚,争用胡床、方発等西北各族的家具各族人民与当地汉人错居杂处,汉族人民也学习经营畜牧业。
材料二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写道:“孝文帝明知鲜卑游牧故习,万不足统治中原,又兼自身深受汉化熏染,实对汉文化衷心欣慕,乃努カ要将一个塞北游牧的民族,一气可成,使其整体的汉化。”
(1)根据材料一,概括这一时期民族交融的表现。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孝文帝“整体的汉化”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