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商鞅认为人有“好利恶害，喜利畏罪”的自我之心，故“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监督、举报）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战国时代，农耕系统的关键绩效指标为粮食生产能力，作战系统的关键绩效指标是对外作战能力。因此商鞅规定：凡斩获敌甲士一首级者，赐爵一级，赐田一顷，宅一亩，可役使一人为奴仆，若为官可当五十石俸禄之官，“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摘编自方松森《浅谈商鞅变法中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
材料二 当时北魏统治的北方地区，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战乱之后，文教荒废，典籍缺失，很多书只存其名而无其实，所以孝文帝就想到了向南朝借书的办法，遭拒后只能转而通过其他渠道搜寻书籍，甚至为此专门下了一道诏书，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求各种书籍。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过“须知鲜卑本无文化可言，要有学术文化，非一朝一夕所能达到。孝文帝的断北语，一从正音，只是为鲜卑贵族进入文化士族开了一扇门户而已。”
——摘编自刘旭《浅议北魏孝文帝改革的缺失》等
(1)根据材料一，指出商鞅变法的具体措施，并分析商鞅变法中人力资源管理的落脚点。
(2)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北魏孝文帝向南朝借书、搜集书籍的原因，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概括孝文帝“进入文化士族”采取了哪些措施，试从民族层面评价其历史作用。
材料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由于战乱频繁，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但江南、辽西和河西凉州地区，经济却有很大发展，其中江南尤其突出。江南气候温暖湿润，土壤肥沃，农作物可以一年两熟或三熟，基础条件很优越。孙吴出于立国、争霸的需要，大力推进军屯、民屯，兴修水利，使江南经济得到开发。西晋“永嘉之乱”后，中原人民多次大规模地迁移至江南，给江南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和先进的技术，加上东晋、南朝相对安定的政治环境，使这里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
—摘编自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教程》(上)
材料二 少数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割据政权后，使用“以汉制汉、以夷制夷”之策略进行统治。“以汉制汉”之方：一是仿侨置州郡县之制。 西晋亡，东晋建立后，为安抚中原南迁之世家大族，曾有“侨置州郡县”之制。建立前燕的慕容廆在辽东崛起，正值西晋八王之乱，有许多中原士大夫世家豪族率乡里、部曲、佃客投奔慕容廆，他承认来归汉人原来的地望，在辽东另设相同地名以安置他们，这与“侨置州郡县”的方法相类似，使来归者有宾至如归之感。二是重用汉族文人，提倡儒学等。“胡化”主要指本身虽为汉族，但接受胡族文化。如北魏时的高欢，已彻底鲜卑化，其后人所建的北齐，也为鲜卑化王朝。
—摘编自吴楚克、王浩《魏晋南北朝：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历史关键期》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地区得到开发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交融的表现。
材料一 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共同体，必须和“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发生民族认同。（华）夏作为民族名称的出现，正是夏、商、周三代以黄河中下游流域为中心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不仅具有同一性，而且高于其四周的部落集团，并不断地与其发生交往的结果，（华）夏正是与四周的夷、蛮、戎、狄的对称。
——摘自邱久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材料二 北族王朝在入主中原的过程中，他们有机会对汉文化取得相当深入的了解，同时却逐渐疏远，甚至完全断绝了与其原居地之间的联系。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北魏。……不论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他们与文化上亲缘人群之间的联系总之是断绝了。这种断绝意味着，这些王朝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于被征服地的本土资源，也就是汉文化的资源，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在有些时候，甚至他们与汉族之间的族类界限也变得有点模糊了。
——摘编自姚大力《追寻“我们”的根源——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与国家意识》
(1)根据材料一，概括“夏作为民族名称”出现的原因。结合所学，指出华夏认同观念产生的时间。(2)阅读材料二，以北魏孝文帝改革为例，说明北魏是如何“更多地依赖”“汉文化的资源”“来维持自己的统治的”，并从民族关系的角度扼要概述其历史意义。
材料一 秦汉统一帝国形成后，民族认同意识进一步增强。司马迁在《史记》中，以黄帝为华夏第一帝，将“五方”之民，将秦、楚、越，以及中国四边的匈奴族、南越族、东越族、西南夷等的祖先一同纳入华夏同祖共源的世系中去，成为古代中国人“同源同祖”的渊源，由此构建了由五帝三王起始的中国五千年的政治与民族、文明的历史。
——摘编自李禹阶《华夏民族与国家认同意识的演变》
材料二 经历孝文帝融合和后来的发展，百多万鲜卑包括北方各族移民迁移到中原和洛阳，并最终融入了汉族之中，成为汉族的一部分，为汉民族注入了新鲜血液，而鲜卑民族也在一个新的民族大家庭中得到了永生。在吸收了鲜卑各族文化后，以汉族为主体的文化远远超越了南方的汉族文化，民族融合波澜壮阔，南北文化相互碰撞。
——焦兴青《北魏孝文帝改革对我国民族大融合的启示》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司马迁在民族认同方面的贡献及时代背景。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孝文帝为推动“民族融合”的举措及影响。
材料一 周人的统治改变了夏商时期亲族聚居，一族即是一“国”的政治结构；在打破旧式部族方国血缘界限的基础上，以周王“授土授民”的名义赐予，建立起一批以周人为统治族的新型国家。一国之内则是各族混居，这就为未来向成熟的地缘国家发展莫定了必要的基础。…… 就是从这一时代起，中华民族的先民才第一次具有了“天下一体”的观念，而作为中华民族主体民族的华夏民族的生长聚合，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
——摘编自王和《中国早期国家史话》
材料二 华夏之名在西周已经出现，它成为中原主体居民的总称，以别于四邻较为落后的民族。后者相对华夏族被概称为“夷”,具体又有夷、蛮、戎、狄等名称。 ……到春秋，四夷进一步向中原地区发展，与华夏诸国杂居，填充了各国之间的很多空地。 ……最终到泰汉以后形成统一而有持久生命力的汉民族。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三 通过孝文帝的改革，北魏政权从政治制度到经济基础完全转变为汉族传统形式的政权，拓跋鲜卑的主体部分也迅速和汉族融为一体，孝文帝本人及北魏政权由此受到汉族士人的拥戴，十六国以来北方的民族融合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长岂之主编《中国历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
(1)指出商、西周的国家政治管理制度。根据材料一，概括西周实行的国家政治管理制度产生的影响。
(2)结合材料二与所学知识，简述春秋战国时期“华夏”的发展演变。
(3)结合材料三与所学知识，从民族关系的角度，概述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意义。
材料 拓跋氏入主中原后，以原始部落法和汉晋法律结合，“刑重网密”，以致执法官吏多以严刑酷法逼取供词。孝文帝太和年间，北魏两次修律，于太和十六年颁行，即为《太和律》。《太和律》一方面废除了鲜卑拓跋氏习惯法中的固有酷刑，另一方面又下诏“罢门房之诛”，废除了族刑连坐之法。《太和律》将不孝、不敬等入律，对李悝《法经》以来的法规律令重新洗牌，将“齐之以法”“示之以礼”结合起来。《太和律》还将原有的七刑简化为“死、流、徒、鞭、杖”五刑，并为后世北齐和隋唐所继承。《太和律》修订后，以“律、令、格”为体例，体系较于唐律相差无几。
——摘编自李书吉《论<太和律>及北朝法系》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太和律》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太和律》的影响。
材料— 中国历史上历经数千年而不衰的“大一统”思想的潜移默化，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而奏汉时期正是这种理念完全定型的关键阶段。秦汉时期的最高统治者，都对统治思想进行了选择，用以规范、整齐全国上下的思想，并构筑了统一的制度文化。
——摘编自黄朴民《论秦汉文化的时代精神》
材料二 三国两晋南北朝尽管长期处于分裂动荡局面，但▲（朝代）仍实现了短暂的统一，之后苻坚建立的前秦、鲜卑族建立的北魏都曾结束北方的混乱局面。随着孝文帝改革等措施的推动下，少数民族与汉人之间的交往愈发频繁。长期的分裂战乱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为躲避战乱，大量人口南迁的同时也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开发。
——摘编自王娟《冲突与融合：魏晋南北朝时南人北迁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秦、汉最高统治者选择的主要统治思想并列举秦汉巩固大一统国家的地方管理制度。
(2)阅读材料二，完成“▲”填空。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魏晋时期分裂中孕育着统一的因素。
材料一随着迁都的进行，大批鲜卑人源源不断地涌入内地，他们中的多数人不会说汉语，生产生活不能自立，故怀恋旧地者为数不少。孝文帝当机立断，要求年轻一代禁绝鲜卑语和北方其他少数民族语言，一律使用汉语；迁到洛阳的鲜卑人，死后要葬在河南，不得还葬平城。同时，他还规定免除从平城迁居洛阳者三年的租赋，鼓励他们在朝廷新授给的土地上耕种；移民中的许多人还被选为羽林、虎贲，充当禁卫军。于是，从平城一带迁到洛阳的鲜卑人全都成了河南郡洛阳县人，他们开始经营起小块土地，筑起房屋，逐渐成为中原地区的农民。
材料二鲜卑人原本是游牧民族，喜欢以物易物，其商品经济发展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孝文帝下令铸造太和五铢钱，还允许民间私铸，但不论公私冶铸，都必须讲究钱币质量。不能杂以他物。新币铸成后，孝文帝下令新币可在京师及诸州镇通行，内外百官俸禄也都按绢的标准折价给钱，每匹绢折钱二百（文）。五铢钱很快通行于北方各地，商品交换在黄河流域活跃起来。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司马牧牛《千年争锋——中国历史上的牧耕大战》
(1)根据材料一，指出北魏迁都洛阳后面临的挑战，并归纳北魏孝文帝为巩固迁都成果而施行的举措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北魏孝文帝改革的经济影响。
材料一 西汉中后期，土地私有制迅速发展，土地兼并也愈演愈烈。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变成流民，或者成为地主的佣工、奴仆等。那些掌握大量土地资源的大地主不仅恶意兼并土地，还躲避政府课税，导致国家财政状况恶化，并致使社会矛盾激化。王莽通过“禅让”建立新朝后，公元9年，他颁令“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具体分配办法则是一夫一妇田有百亩。“王田制”运作原理如下图所示。
材料二 "均田制"的出现是北魏政府对封建土地生产模式的重构，其制度内容的设计既有对“王田制”和“屯田制”的继承，也有依据实际情况而进行的创新。北魏政府将政府手中掌握的大量田地分为露田、桑田、麻田和宅田四种，其中露田、麻田为国有制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不允许私人买卖。耕种户死亡或年满 70岁免除赋役义务，需将露田交还给国家，桑田和宅田不在还授之限，允许私人自由买卖。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朱武祥、范家琛《古代土地财政增收模式》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王莽实行“王田制”改革的目的、实质及失败原因。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王莽“王田制”相比，北魏均田制有何特点？分析均田制实施的积极影响。
材料 公元485年，北魏孝文帝须布均田令，基本解决了土地兼并所造成的土地和劳动者之间的分离，保证了每个劳动者都拥有了运用其劳动力所必需的土地。在此基础上，北魏变旧的以户计征的租调制为新的以丁计征的租调制，具体规定是：一夫一妇每年缴纳帛一匹，粟二石。15岁以上未结婚的男子四人，奴婢八人，耕牛20头，也分别出一夫一妇的租调。出产麻布的地区，可以布代帛缴纳。以丁夫计征的租调制具有一定的均赋意义。虽然奴婢和耕牛的租调大大低于一般丁男丁女，但大地主占有大量奴婢和耕牛毕竟必须承担纳税义务，那些百室合户、千丁共籍的大地主家族前占的大批劳动力也必须承担赋税，从而比较有效地解决了户调制的弊端。
——摘编自张守军《魏晋南北朝的租调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魏孝文帝改革中赋税制度的变化及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北魏孝文帝赋税制度改革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