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相传黄帝与炎帝族相争相汇,组合成炎黄联盟,继而战胜并融会蚩尤族。炎、黄两族胄裔(子孙后代)的夏人、商人、周人相继建立王朝,并与黄河中下游其他各部族相互融合,形成“华夏”族。与华夏对称的“夷”,从大、从弓,意为持大弓之人,本指东方(今山东、江苏一带)诸族,后演为中原华夏之外诸少数民族的统称。
——摘编自冯天瑜《中国文化生成史》
材料二 十六国北朝时期,匈奴、鲜卑、氏、羌等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权后,不同程度上都面临着如何处理族群关系的考验。天兴元年(398 年),鲜卑贵族拓跋珪正式建立北魏王朝,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同年“用崔宏议,自谓黄帝之后,以土德王”。迁都洛阳后,孝文帝积极推进改革,改拓跋鲜卑姓氏为汉姓,并将随魏南迁的鲜卑人改为洛阳户籍。太和十六年(492 年),文帝“诏祀唐尧于平阳,虞舜于广宁,夏禹于安邑,周文于洛阳”。
——摘编自马溢澳《拓跋鲜卑的“中国”认同》
(1)根据材料一,指出先秦时期华夏族界域的演变趋势,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影响其演变的相关因素。(2)根据材料二,概括北魏拓跋鲜卑统治者强化“中国认同”的措施,并从“中华民族发展” 的角度,分析其历史意义。
材料一 赵武灵王(前325~前299年在位)与肥义谋胡服骑射。国人皆不欲,公子成(赵武灵王的叔父)曰:臣闻中国者,蛮夷之所则效也。今王舍此而袭(穿)远方之服,臣愿王熟图之也!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制国有常,利民为本。吾国东有齐、中山,北有燕、东胡,西有楼烦、秦、韩之边。今无骑射之备,则何以守之哉?而叔顺中国之俗,恶变服之名,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听命,乃赐胡服。于是始出胡服令,而招骑射焉。
——摘编自司马光《资治通鉴》
材料二 北方的少数民族一直处于游牧的生活状态,在服饰方面,缺乏文化的积累,被称为“胡服”的衣服款式与汉服迥然不同。一般来说,胡服重视的是其使用功能,比较缺乏中原汉民族强烈的社会政治等级意义和社会礼仪功能。在汉族的衣冠制度中,形质、质料、图案花纹、色彩及各种装饰品上都有着严格的阶级地位区分,其政治制度是强调尊卑贵贱的等级,这种政治制度是北魏统一北方后建立统治秩序所迫切需要的。在南北朝时期,对峙的南北双方都称自己为中国,而将对方视为夷狄,改造着装的旧俗,进行服饰改制,对于统治者而言也有着一种争正统的意味。太和年间,北魏孝文帝在服饰改革上实行了一系列的举措,制定出了冠服制度。孝文帝不仅制定了汉魏冠服制度,而且自己亲身穿戴并赐新装给大臣官员们。与此同时,他还监督平民百姓的服饰汉化的实践进程,如有不遵循汉化服制的百姓,孝文帝便会斥责地方官员。
——摘编自李晶《北魏“孝文改制”中的服饰“改制”》
材料三
![](https://img.xkw.com/dksih/QBM/2023/11/16/3369397787779072/3369403490500608/STEM/895dc6959c2146c694d95b0f00e74058.png?resizew=407)
(1)根据材料一、归纳赵武灵王关于服饰的基本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胡服骑射改革的时代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孝文帝服饰改革的意义。
(3)根据上述材料,概括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交融过程中呈现特点。
材料一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共同体,必须和“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发生民族认同。(华)夏作为民族名称的出现,正是夏、商、周三代以黄河中下游流域为中心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不仅具有同一性,而且高于其四周的部落集团,并不断地与其发生交往的结果,(华)夏正是与四周的夷、蛮、戎、狄的对称。
——摘自邱久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材料二北族王朝在入主中原的过程中,他们有机会对汉文化取得相当深入的了解,同时却逐渐疏远,甚至完全断绝了与其原居地之间的联系。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北魏。......不论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他们与文化上亲缘人群之间的联系总之是断绝了。这种断绝意味着,这些王朝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于被征服地的本土资源,也就是汉文化的资源,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在有些时候,甚至他们与汉族之间的族类界限也变得有点模糊了。
——摘编自姚大力《追寻“我们”的根源——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与国家意识》
(1)根据材料一,叙述“夏”能够成为民族名称的主要原因。
(2)阅读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叙述北魏政府“汉化”改革的主要措施,并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角度简要概述其历史意义。
材料一
![](https://img.xkw.com/dksih/QBM/2023/9/29/3335384510758912/3336510147936256/STEM/0f658ef5069449bead970e8ce1f526c7.png?resizew=315)
材料二鲜卑族进入中原以前,其社会形态一直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可以说是“魏初风俗至陋”。进入中原以后,由于鲜卑贵族内部奴隶主保守势力的存在,这种封建化转化是十分缓慢的。原先迁徙式的游牧经济进入中原后逐渐弱化,封建农业的比重越来越大,但是他不可能同落后的经济制度平等相处,这两种经济所代表的阶级之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北魏政权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以占少数的鲜卑族人来统治占大多数的汉人和其他民族人,尤其是以一个落后的民族来统治比他先进的民族,其间反差,势必导致民族间的隔阂。因而完成鲜卑族的封建化与处理鲜卑族和汉族之间的关系已成为当务之急。孝文帝时期的改革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
——摘编自龚荫《试论北魏封建化进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战国时期各国变法内容的相同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战国时期各国变法与孝文帝改革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
材料— 中国历史上历经数千年而不衰的“大一统”思想的潜移默化,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而奏汉时期正是这种理念完全定型的关键阶段。秦汉时期的最高统治者,都对统治思想进行了选择,用以规范、整齐全国上下的思想,并构筑了统一的制度文化。
——摘编自黄朴民《论秦汉文化的时代精神》
材料二 三国两晋南北朝尽管长期处于分裂动荡局面,但▲(朝代)仍实现了短暂的统一,之后苻坚建立的前秦、鲜卑族建立的北魏都曾结束北方的混乱局面。随着孝文帝改革等措施的推动下,少数民族与汉人之间的交往愈发频繁。长期的分裂战乱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为躲避战乱,大量人口南迁的同时也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开发。
——摘编自王娟《冲突与融合:魏晋南北朝时南人北迁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秦、汉最高统治者选择的主要统治思想并列举秦汉巩固大一统国家的地方管理制度。
(2)阅读材料二,完成“▲”填空。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魏晋时期分裂中孕育着统一的因素。
材料一 秦汉统一帝国形成后,民族认同意识进一步增强。司马迁在《史记》中,以黄帝为华夏第一帝,将“五方”之民,将秦、楚、越,以及中国四边的匈奴族、南越族、东越族、西南夷等的祖先一同纳入华夏同祖共源的世系中去,成为古代中国人“同源同祖”的渊源,由此构建了由五帝三王起始的中国五千年的政治与民族、文明的历史。
——摘编自李禹阶《华夏民族与国家认同意识的演变》
材料二 孝文帝打破常规,先是不谋而迁,明为南伐,实为南迁,然后再派人营建洛阳。…穆泰初有劝立孝文帝之功,及至因不愿意迁都而伙同陆睿等人谋反,事败后全部被诛杀。为避免矛盾激化,孝文帝特准一时不习惯南方生活的旧臣夏天居平城,冬天居洛阳,时谓之“雁臣”。
——摘编自陈元湘《谈孝文帝促成改革成功的手段》
材料三 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
——《资治通鉴》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司马迁在民族认同方面的贡献及时代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孝文帝为推动“民族融合”的举措并分析孝文帝改革成功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概括唐太宗实行的民族政策的特点,谈谈我们应该树立怎样的民族观念。
材料一 秦孝公以商鞅为左庶长,实施变法。“为田开阡陌封疆”“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商鞅变法从阶级结构、政治文化、外部环境三个方面推动了社会转型。
——摘编自何彬《社会转型视角下的商鞅变法》
材料二 对孝文帝汉化的问题,史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观点。
观点一:拓跋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自觉的、坚定的比较彻底地推行汉化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他以封建化为实质的汉化,是一种使少数民族文明化的进步的历史运动。
观点二:孝文帝的汉化学来的主要是汉人的繁缛腐朽,吸收的多是汉文化的糟粕,丢掉的却是拓跋族的勇武质朴的特点和长处,因此是迂腐汉化。
——摘编自景有泉《近年来北魏孝文帝改革研究综述》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商鞅在社会习俗方面的改革措施,并分析商鞅变法是如何推动社会转型的。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孝文帝汉化问题的认识。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https://img.xkw.com/dksih/QBM/2023/2/19/3177914348142592/3177921606975488/STEM/0db8f5fc319e4484bc1c2d7d685b3ec9.png?resizew=440)
材料二
![](https://img.xkw.com/dksih/QBM/editorImg/2023/4/19/4f763b26-bfdc-419c-850c-7d50113efa46.png?resizew=304)
图2 北魏孝文帝迁都示意图
材料三 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有意迁都洛阳,在遭到大臣们集体反对后,与其堂叔任城王拓跋澄进行秘密商谈)
孝文帝:“今日之举,诚为不易。但国家兴自朔土,徙居平城,此乃用武之地,非可文治。今将移风易俗,其道诚难。朕欲因此迁宅中原,卿以为何如?”
拓跋澄:“陛下欲宅中土,以经略四海,此周、汉之所以兴隆也。”
孝文帝:“北人习常恋故,必将惊扰,奈何?”
拓跋澄:“非常之事,故非常人之所及。陛下断自圣心,被亦何所能为。”孝文帝:“任城,吾之子房也。”
六月丙戍日,孝文帝下令修筑黄河大桥,准备率军渡河南下。秋季九月戊辰日,孝文帝渡黄河,庚午日,到达洛阳。
——摘编自《通鉴纪事本末·魏迁洛阳》
(1)根据材料一,提取一个相关的历史信息,并结合所学知识加以简要说明。
(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孝文帝以洛阳为都城的利弊。
材料一
![](https://img.xkw.com/dksih/QBM/editorImg/2022/11/9/45fa6d74-59de-465b-8a9f-79f294fec4a5.jpg?resizew=188)
![](https://img.xkw.com/dksih/QBM/editorImg/2022/11/9/70a06902-dd14-467b-90c0-678bd14bac26.jpg?resizew=181)
![](https://img.xkw.com/dksih/QBM/editorImg/2022/11/9/d66920e5-5ebd-4211-9af0-3d687cc8be87.jpg?resizew=137)
关于孝文帝及其改革,历来为史学家所关注。《魏书》载“帝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学者蔡美彪研究得出“自北魏建国至孝文帝执政前近100年间,北魏境内各族人民起义多达80余次”。历史学家朱大渭认为“孝文帝改革是西晋末年以来将近200年间北方民族关系大变动的一个历史总结。它以政权的力量,采取行政措施和法律形式,促使内迁的数以万计的鲜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同汉族更快地融合起来。”
——摘编自《魏书·高祖纪》、蔡美彪《中华史纲》《朱大渭说魏晋南北朝》
材料二 隋唐与魏晋南北朝时民族交融相比,有其自身的特点。……不同于“自古贱夷狄、贵中华”的理念,在统一政权下内地汉族统治阶级通过各种政令、措施,逐渐同化、融合周边各族,或周边各族与邻近汉族和其他民族的自然融合。
——摘编自周伟洲《试论隋唐时期西北民族融合的趋势和特点》
(1)根据材料一,归纳这一时期民族交融特征和孝文帝促使胡汉“更快”融合的原因。结合所学,简述该时期北方民族关系大变动给中国南方带来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指出唐朝统治者奉行的民族理念。结合所学,分别列举其对周边各部族采取的措施及其产生的整体效果。
材料一 在变法初期,商鞅通过“徙木立信”获取了秦国百姓的信任;此外,当秦国太子违法时,商鞅秉公执法,让太子的老师代太子受罚,使秦国自由散漫、藐视法令的风气被一扫而净。在其改革措施中,虽然大多数都和政治、经济相关,但这些措施最终都达到了移风易俗的效果。
——摘编自张涛《移风易俗:商鞅变法的重要侧面》
材料二 孝文帝拓跋宏亲掌大权以后,继续推行改革,尤致力于文化、习俗等思想意识方面,推动了改革的深化,他推行这一系列措施的目的,固在于“移风易俗”,而“移风易俗”的深层目标,则在于提倡和追求儒家的传统价值观。但是,当孝文帝全盘接受了这一传统的价值观念之后,就不得不把自己的思想和行为都置于这一价值观念的束缚和制约之中。
——摘编自庄辉明《从“去故崇新”看北魏孝文帝的价值观》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商鞅变法对秦国社会风气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孝文帝“移风易俗”的举措及其实质。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移风易俗”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