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相传黄帝与炎帝族相争相汇，组合成炎黄联盟，继而战胜并融会蚩尤族。炎、黄两族胄裔(子孙后代)的夏人、商人、周人相继建立王朝，并与黄河中下游其他各部族相互融合，形成“华夏”族。与华夏对称的“夷”，从大、从弓，意为持大弓之人，本指东方(今山东、江苏一带)诸族，后演为中原华夏之外诸少数民族的统称。

——摘编自冯天瑜《中国文化生成史》

材料二   十六国北朝时期，匈奴、鲜卑、氏、羌等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权后，不同程度上都面临着如何处理族群关系的考验。天兴元年(398 年)，鲜卑贵族拓跋珪正式建立北魏王朝，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同年“用崔宏议，自谓黄帝之后，以土德王”。迁都洛阳后，孝文帝积极推进改革，改拓跋鲜卑姓氏为汉姓，并将随魏南迁的鲜卑人改为洛阳户籍。太和十六年(492 年)，文帝“诏祀唐尧于平阳，虞舜于广宁，夏禹于安邑，周文于洛阳”。

——摘编自马溢澳《拓跋鲜卑的“中国”认同》

材料一   相传黄帝与炎帝族相争相汇，组合成炎黄联盟，继而战胜并融会蚩尤族。炎、黄两族胄裔（子孙后代）的夏人、商人、周人相继建立王朝，并与黄河中下游其他各部族相互融合，形成“华夏”族。与华夏对称的“夷”，从大、从弓，意为持大弓之人，本指东方（今山东、江苏一带）诸族，后演为中原华夏之外诸少数民族的统称。

               图一炎黄涿鹿之战（传说）                                                       图二西周分封形势图

             图三春秋形势图                                                                             图四战国形势图

材料二   十六国北朝时期，匈奴、鲜卑、氏、羌等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权后，不同程度上都面临着如何处理族群关系的考验。天兴元年（398 年），鲜卑贵族拓跋珪正式建立北魏王朝，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同年“用崔宏议，自谓黄帝之后，以土德王”。迁都洛阳后，孝文帝积极推进改革，改拓跋鲜卑姓氏为汉姓，并将随魏南迁的鲜卑人改为洛阳户籍。太和十六年（492年），文帝“诏祀唐尧于平阳，虞舜于广宁，夏禹于安邑，周文于洛阳”。

——摘编自马溢澳《拓跋鲜卑的“中国”认同》

材料三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发诸尝逋（bu）亡人（逃离原有户籍而出外游食之民）、赘婿、贾人……以適遣戍”，在直抵阴山的地方置“四十四县”，又派遣蒙恬率兵三十万北逐戎狄。

——《史记·秦始皇本纪》

（汉元帝竟宁元年）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

——《资治通鉴》司马光 卷二十九

材料   北魏建国伊始，统治者对其他各族人民实行了残酷的高压政策。作为汉族人的冯太后，孝文帝在她的教育下也深受汉文化的熏陶。《魏书·咸阳王禧传》曾记载孝文帝言：“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孝文帝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开创了民族交融的历史新高潮。

——摘编自左颖《北魏孝文帝民族政策研究》

材料一   三国和两晋时期，北方的匈奴、羯、氏、羌、鲜卑等少数民族开始内迁到黄河流域…各民族纷纷建立自己的政权…他们彼此征战，人民被屠杀，牛马被掠夺，城市化为废墟，田地大量荒芜，为躲避战乱，大批北方民众纷纷渡江南下，形成第一次南迁的浪潮。

材料二   魏晋以来，内迁的各族与当地的汉人错居杂处，开始过定居生活，他们不断向汉族人民学习…民族隔阂不断消解，民族关系趋于和缓，到北朝后期，我国北方出现了各民族的大交融。

材料一   北魏王朝于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定迁都之计”。十八年“二月甲辰，诏天下，喻以迁都之意……十二月壬寅，革衣服之制”。十九年“六月己亥，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丙辰，诏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二十年“诏改姓为元氏”。并任用南朝儒士制定礼乐制度，仿效南朝建立士族制度，同汉族通婚。

——摘编自李文生《龙门石窟与洛阳历史文化》

材料二   魏晋以来，中国北方各族人民频繁交往，使民族交融进程进一步加快。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大批内迁，他们在北方各地和汉族人民杂居相处；同时西晋末年统治者对各民族人民的残酷剥削与压迫，以及十六国时期的连年战乱，迫使各民族人民为生存联合起来共同应对压迫和战争带来的伤害；在此期间，民族之间的征战将各民族原有的部落组织关系打破，各民族杂居共同生活的现象愈发明显；在战争的同时北方也出现过几次统一局面，为维护统一局面缓和民族矛盾，少数民族统治者开始借鉴和学习汉族文化，对本民族的旧制进行改革，力图向传统汉族中原王朝靠拢。

——据翁独健《民族关系史纲要》

材料一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发诸尝逋七人《迷离原有户籍而出外游食之民）、赞婿、贾人…以熵遣戍”，在直抵阴山的地方置“四十四县”，又派蒙恬率兵三十万北逐戎狄。

——《史记·秦始皇本纪》

材料二   （汉元帝竞宁元年）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帝以后宫良家

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

——《资治通鉴》司马光·卷二十九

材料三   通过孝文帝的改革，北魏政权从政治制度到经济基础完全转变为汉族传统形式的政权，拓跋鲜卑的主体部分也迅速和汉族融为一体，孝文帝本人及北魏政权由此受到汉族士人的拥戴，十六国以来北方的民族融合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

材料一   北方人民大规模的南下计有永嘉之乱、苏峻和祖约之乱、后赵败亡、淝水之战、刘裕北伐、魏太武帝拓跋焘南下瓜步、宋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这七次，总数约有90万人左右。简言之，在此期间，北方平均8个人中有一个南渡，南方平均6个人中有一个北来侨民。其流徙方向大体是北方东部的人民流向南方东部，北方西部的人民流向南方西部。北方人民到达南方，大都举目无亲，出路之一便是依附早先来到南方的士族或地方豪强，成为被隐匿的人口。

——蒋福亚《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

材料二   北族王朝在入主中原的过程中，他们有机会对汉文化取得相当深入的了解，同时却逐渐疏远，甚至完全断绝了与其原居地之间的联系。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北魏……不论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他们与文化上亲缘人群之间的联系总之是断绝了。这种断绝意味着，这些王朝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于被征服地的本土资源，也就是汉文化的资源，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在有些时候，甚至他们与汉族之间的族类界限也变得有点模糊了。

——摘编自姚大力《追寻“我们”的根源——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与国家意识》

材料一   赵武灵王（前325～前299年在位）与肥义谋胡服骑射。国人皆不欲，公子成（赵武灵王的叔父）曰：臣闻中国者，蛮夷之所则效也。今王舍此而袭（穿）远方之服，臣愿王熟图之也！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制国有常，利民为本。吾国东有齐、中山，北有燕、东胡，西有楼烦、秦、韩之边。今无骑射之备，则何以守之哉？而叔顺中国之俗，恶变服之名，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听命，乃赐胡服。于是始出胡服令，而招骑射焉。

——摘编自司马光《资治通鉴》

材料二   北方的少数民族一直处于游牧的生活状态，在服饰方面，缺乏文化的积累，被称为“胡服”的衣服款式与汉服迥然不同。一般来说，胡服重视的是其使用功能，比较缺乏中原汉民族强烈的社会政治等级意义和社会礼仪功能。在汉族的衣冠制度中，形质、质料、图案花纹、色彩及各种装饰品上都有着严格的阶级地位区分，其政治制度是强调尊卑贵贱的等级，这种政治制度是北魏统一北方后建立统治秩序所迫切需要的。在南北朝时期，对峙的南北双方都称自己为中国，而将对方视为夷狄，改造着装的旧俗，进行服饰改制，对于统治者而言也有着一种争正统的意味。太和年间，北魏孝文帝在服饰改革上实行了一系列的举措，制定出了冠服制度。孝文帝不仅制定了汉魏冠服制度，而且自己亲身穿戴并赐新装给大臣官员们。与此同时，他还监督平民百姓的服饰汉化的实践进程，如有不遵循汉化服制的百姓，孝文帝便会斥责地方官员。

——摘编自李晶《北魏“孝文改制”中的服饰“改制”》

材料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