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帝……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史臣曰：有魏始基代、朔，廓平南夏，辟壤经世，咸以威武为业，文教之事，所未遑也。高祖……钦明稽古，协御天人，帝王制作，朝野轨度，斟酌用舍，焕乎其有文章，海内生民咸受耳目之赐。

——《魏书•高祖纪》

材料二   自孝文定鼎伊洛，务欲以夏变夷，遂至矫枉过正，宗文鄙武，六镇兵率多摈弃之，有同奴隶。边任浸轻，裔夷内侮。魏之衰弱，实肇于此。

——元朝马端临《文献通考》兵考三《兵制》

材料三   其私后魏之论者曰：魏之兴也，其来甚远。自昭成建国改元，承天下衰弊，得奋其力，并争乎中国。七世至于孝文，而去夷即华，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乱，然后修礼乐，兴制度而文之。考其渐积之基，其道德虽不及于三代，而其为功，何异王者之兴！

——北宋欧阳修《居士集•卷十六》

材料一   汉武帝时期，西汉在修复秦长城的基础上继续向西北大规模修筑长城。据《汉书》记载：“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燧……（匈奴）攻之，而不能害。”“自敦煌西至盐泽（今新疆罗布泊），往往起亭……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

材料二　　嘉峪关地区魏晋墓砖壁画

材料一   秦、西汉时期的江南农业虽然与北方相比还很落后，但有进步。《氾胜之书》等农书对稻作农业经验也作了一些总结。以张仲景、华佗等为代表的一批医家，精研医术，使江南的流行病、传染病等得到了抑制，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上升。汉族人民与越族等少数民族人民打破区域界限，相互融合，共同劳动，开发江南。地方官员到任后，教化百姓，改进当地生产条件。汉和帝永元中，南郡太守王宠在襄阳附近修沟渠，“陂水散流，又入朱湖陂，朱湖陂亦下灌诸田”“灌田七百顷”“白起渠溉三千顷，膏良肥美，更为沃壤也”。经过艰辛的开发历程，东汉时期江南地区农业发展，为后来经济重心南移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摘编自夏时华《东汉时期江南农业发展若干原因探述》

材料二   从西晋末年起，北方战乱连绵，中原人民“北顾而辞”，越淮渡江，涌向江南。据估算，自永嘉至刘宋之际，南徙的编户齐民约有90万。南迁的世家大族为了“殖产兴利”到处“求田问舍”，大规模开垦土地。他们兴修水利多利用自然河道，以减少人工成本。随着旱地作物和铁犁牛耕的传入，不仅农业生产水平有所提高，纺织业、矿冶业、制瓷业以及制茶、漆器等手工业也都有显著发展。长江和钱塘江下游三角洲地带的京口、广陵、吴郡、会稽等地成为重要的商业城市。

——摘编自赵常兴、安鲁《六朝移民与江南经济区的形成》等

材料一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这种隔绝的局面被打破了。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以洛阳为阵地，复兴了北方的中原文化，为南北文化的双向交流提供了前提和基础。南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官制律例礼乐文化的建构当中，南方文化充当着输出者的角色，经由士人北来等传播途径，成为北方制度文化建设的重要元素。……魏孝文帝推行汉服，褒衣博带，而其时南朝服饰却是“小作冠帽，短制衣裳”。……另一方面，南方的声韵之学又深深地影响了北朝士人。.

——摘编自杨柳《从<洛阳伽蓝记>看北魏后期南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材料二对于南朝北投者，拓跋氏尤能注重拔握……这种情况与南朝统治者专重侨姓，排斥南人，而晚渡北人又被目为荒怆，备受排斥，北方各族更不予考虑者，迥不相同。

——摘编自周一良《魏晋南北朝札记》

材料一   南朝君主时有督励考课之诏，却没能改变士族的无功受禄。而北朝部族的重军功传统，在建立政权后发展为重事功、重吏绩的精神。孝文帝曾亲临朝堂考核五品以上官员，场面之严肃，绝非南朝所能有。拓跋部早期“以军令从事”的做法，则为后来的法制贯彻创造了条件。孝文帝颁行俸禄后，赃满一匹即死，法律雷厉风行。他多次更订律令，立法活动在孝文帝时达到了高潮。政治制度本是从魏晋南朝学习而来的，北魏孝文帝改制后，北朝政治制度显示出了更大的政治活力，构成了走出汉唐盛世间低谷、通向隋唐盛世的历史出口。

——摘编自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

材料二   通过把部分国有土地、户绝田、罪没田、无主荒地分配给无地少地农民，适当限制土地的占有、买卖与继承，从而有效调控了全境的土地占有关系，解决了因田业无主或产权纠纷而产生的大量农田抛荒问题，遏制了土地兼并与土地集中势头，扶植了人数众多的自耕农（包括汉族和内迁各族农户），同时又有力地加强了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使国家掌握了大量的劳动人口和赋役负担者，增加了财政收入。到孝明帝正光年间（520—524年），北魏全境国家所控制的户口数量已超过西晋武帝太康元年全国户口的一倍，史载“于时国家殷富，库藏盈溢，钱绢露积于廊者，不可较数”。

——摘编自《简明中国历史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