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王猛在辅佐前秦的过程中，不仅严明法纪，严厉打击中央权贵、地方豪强，而且还亲自领军打仗、东征西讨，为前秦扩张土地，为统一北方立下了汗马功劳。他还通过积极兴修水利、减租减息、修建梯田、改造盐碱地等措施鼓励农民耕作，保障了前秦的后勤储备。除此，王猛“整齐风俗，渐兴学校”，提倡儒学，以教化为本。前秦亦是设中央太学，建立各级地方学校，实践“以礼治国”的思想。王猛还重视人才的选拔，凡是有“殊才异行、孝友忠义、德业可称者”皆委以任用，如房旷、房默兄、韩胤、阳瑶等人皆是有才之人，都被王猛力荐为官。在一大批的人才之中，不但有汉族、氐族之人，亦有鲜卑、羌族等人。

——摘编自王新文《论王猛治国思想的特色》

材料   关于曹魏张皇后被废一事，最早见于陈寿《三国志》，“（嘉平六年二月）庚戌，中书令李丰与皇后父光禄大夫张缉等谋废易大臣（司马师）……事觉，诸所连及者皆伏诛。辛亥，大赦。三月，废皇后张氏”。宋代学者胡三省，则指出司马师弑后而非仅废后，并强调“曹操杀汉后伏氏，而司马师杀魏后张氏，此不惟天道，亦操之有以教之也”。清代学者黄恩彤亦认为：“窃谓（曹）操第弑后耳，司马（师）则不止弑后，且弑帝矣。不惟司马（师）之恶浮于操，亦天恶曹瞒，假手司马（师）以倍其报也。”清代学者洪亮吉则援引刘宋裴松之为《三国志》作的注子以佐证，一为当时大臣文钦给郭淮的书信，“太傅（司马懿）既亡，然其子（司马）师继承父业，肆其虐暴，日月滋甚，放（废）主弑后，残戮忠良，包藏祸心，遂至篡弑。”二为毌丘俭讨伐司马师时向朝廷的上书，“故光禄大夫张缉，无罪而诛，夷其妻子，并及母后，逼恐至尊”；并指出该志《孙峻传》中亦有“（孙）仪等自杀，死者数十人，并及公主鲁育（正史确载其被杀）”等相似内容。

——摘编自黄树林   曾庆环《胡三省“司马师杀张后”说探微》

材料   孝文帝在位时期，认为既有的法律不完善导致奸吏任意出入人靠、于是“诏中书令高闾集中秘书官等修改旧文，随例增减”，他本人更是直接参与了法律的制定。太和五年（公元481年），孝文帝下诏：“其五族者降止同祖，三族止一门，门诛止身”，北魏特有的门房之诛被废除。孝文帝认为：“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孝文帝时期建立了中华法系很有特色的制度：存留养亲制度，即犯有死罪的人、在其尊亲属尚在又无人供养时，允许该人奉养至其尊亲属死亡，然后再执行刑罚。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孝文帝也仿照汉族实行俸禄制度，“给百官绢粟有差”。随后将法律最初规定的“枉法十匹，义驻二百匹大辟”改为了“义赃一匹，枉法无多少皆死”。北魏的法制建设为中华法系的正式形成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摘编自魏志静《北魏孝文帝法律改革述评》

材料一   东晋南朝曾经数次北伐，但都未能成功。东晋桓温北伐关中，进至灞上。《晋书·桓温传》记其事有云：“初，温恃麦熟，取以为军资，而（苻）健芟苗清野，军粮不属，收三千余口而还。”据《晋书·王羲之传》记载，对于北伐，王羲之曾言“千里馈粮，自古为难，况今转运供继，西输许洛，北入黄河。虽秦政之弊，未至于此，而十室之忧，便以交至。……须根立势举，谋之未晚。”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伐魏，“以兵力不足，悉发青、冀、徐、豫、二兖六州三五民丁”，“又募中外有马步众艺武力之士应科者，皆加厚赏。”而“江南白丁轻进易退，卒以败师”。

——摘编自陈寅恪《魏晋南北朝讲演录》

材料二

北魏疆域图

材料三   北海寻伏诛，其庆之还奔萧衍，衍用其为司州刺史，钦重北人，特异於常。朱异怪复问之。曰：“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如登泰山者卑培塿，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安可不重？”庆之因此羽仪服式悉如魏法。

——摘自《洛阳伽蓝记》

材料：西晋史家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诸葛亮：“谓识治（治理国家）之良才，管（仲）、萧（何）之亚匹夫。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用兵谋略），非其所长欤。”该评价引发了关于“陈菲是否有意贬抑诸葛亮”的长期争论，成为一桩史学公案。此案在历代史书中的书写情况大概如下：

材料   南朝刘宋建立后为加强地方监察，临时委任出身低贱的典签为耳目，行使地方监察职能并给予很大的职权对诸王、刺史的不法和谋异行为起了一定的遏制作用。由于典签地位显赫，地方官员往往谈“签”色变。《南史》载：竟陵王萧子良尝问众曰：“士大夫何意诣签帅？”参军范云答曰：“诣长史以下皆无益，诣签帅便有倍本之价，不诣谓何！”随着位卑权重的典签权力的膨胀，其封建官僚的腐朽性也就表现出来了。他们常常以权谋私掠取经济利益，如齐武帝永明八年，兖州刺史西阳王萧子明的典签刘道济“赃私百万”。又永明九年典签何益也是利用职权贪赃百万。在君主的授意下，典签在监察活动中常常超越权限干政。典签活动最盛时的南齐，由于各地刺史的职权被典签干预，分割无法发挥其正常职能，造成了严重后果，南齐高宗萧鸾对典签之弊深有体会，于是下诏：“自今诸州有急事，当密有奏闻，勿复遣典签入都”，典签地位开始下降。至梁中叶、陈朝，典签失去了君主亲信监察官的身份，并恢复原来的文官职守。

——改编自司马光《资治通鉴：第141卷齐纪五》

材料   孝文帝曾谓群臣曰： “卿等或以朕无为移徙也。昔平文皇帝弃背率土，昭成营居盛乐；太祖道武皇帝神武应天，迁居平城。朕虽虚寡，幸属胜残之运，故移宅中原，肇成皇宇。卿等当奉先君令德，光迹洪规。”在孝文之前，拓跋鲜卑曾多次迁都。东木根山和盛乐均处塞外，属于草原游牧生产区，迁都盛乐后，拓跋鲜卑的势力由草原扩张到长城脚下，迁都平城后其势力则进入长城内侧的农耕区。平城时代是北魏势力发展的重要时期，但随着北魏帝国的发展，平城已不适宜作为都城。《南齐书》载： “土气寒凝，风砂恒起，六月雨雪。议迁都洛京。”平城居于九州之外，远离中原政治中心，与孝文帝的政治理想相去甚远，因此孝文帝认为： “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

——摘编自王东洋《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原因补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