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战乱，最终统一了中国的是从北方少数民族王朝中诞生的“北魏一隋唐”序列。鲜卑人建立的北魏王朝作为这个序列的开创者，保持着足够开放的心态，并乐于接受汉人的文化。这种交融性造成这个王朝序列抛弃了汉人的保守特征，并最终建立了一个具有世界精神的大唐王朝。最不幸的王朝更迭来自宋代，宋代本来继承了唐代的开放性，又保留了更多的中华特色，在平等的贸易体系下和海外打交道。然而，由于北宋和南宋的两次灭国过于悲惨，使得传统文化中保守的一面成为了主导。在此后的明清时期，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频发，不幸的是这个时期恰恰是西方世界最开放的时期。

——摘编自郭建龙《丝绸之路大历史——当古代中国遭遇世界》

材料   透视中华文明数千年的融合过程，其中最主要的推动力是草原文明与华夏文明之间的互动（不同文明如何协调自身，如何呼应对方，如何选择文明的发展方向）。……虽然在人口和物产上，农耕的“禾的世界”一直拥有明显的优势，但是草原的优势在于以骑兵为主的强大军事力量，这足以使草原与华夏成为对等的两大区域文明，忽视任何一方区域文明的影响力和历史贡献，都无法清晰解释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

——摘编自波音《草与禾——中华文明4000年融合史》

注：作者波音所说的“草的世界”（草原文明）是较为广义的概念，包含了北方蒙古草原及其两侧的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或者粗略地说，是长城之外的区域。“禾的世界”（华夏文明）同样不止包含了狭义的平原农耕区，而是指长城之内，以农耕平原为主干，囊括了山川河湖的区域。

材料一   由于中原地区长期都是政治中心所在，经常沦为大规模的战场，陷于长期混乱。一旦出现这种局面，就会有大量人口迁往江淮之间、四川盆地、长江以南以至珠江流域，也有一些迁往北方其他较安定的边疆地区。这类移民不仅数量大，迁移时间和地点集中，而且包括大批贵族、官吏、地主、文人，甚至皇室成员，以及为这些人服务的艺人、工匠、商人、武士等。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和特殊技艺、行政治理经验和经营管理能力，因而对南方及其他迁入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都产生很大的影响，最终导致了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

——据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整理

材料二   东晋南朝时期、北方人口大量南移。移民浪潮对土地开发的引发、扩展与催化作用主要表现在：增加大量的劳动力，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创造比过去有效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为发挥三个方面军（北方移民、南方汉族土著人民与少数民族人民）的作用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从而大大加快了开发速度，拓展了开发的规模。

—摘编自童超《东晋南朝时期的移民浪潮与土地开发》

材料一   公元3世纪末，关中发生饥荒，汉、氏各族大批民众被迫流亡到汉中地区，其中十余万人获准进入巴蜀。西晋益州刺史谋求割据自立，为收编移民而残害流民首领，各族流民在氐族人李特的率领下攻克成都，粉碎了其割据阴谋。不久，西晋政府又下令遣返流民。史载：“时罗尚（西晋新任益州刺史）贪残，为百姓患，而（李）特与蜀人约法三章，施舍振贷，礼贤拔滞，军政肃然。百姓为之谣曰：‘李特尚可，罗尚杀我’。”李特去世后，其子李雄领导流民再次攻下成都，李雄在部下及部分蜀中大户的拥戴下称皇帝。“雄于是下宽大之令，降附者皆假复除。虚己爱人，授用皆得其才，益州遂定”，“由是夷夏安之，威震西土。时海内大乱，而蜀独无事，故归之者相寻”。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上）》

材料二   自秦朝以后，大一统始终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主基调。比较来看，欧洲的面积与我国相当，但自古罗马帝国以后就逐步分裂为众多国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文字基本统一、观念基本相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而欧洲并没有形成这样一个具有凝聚力的民族共同体。在这一过程中，由中原人构建、各民族参与发展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成为各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在中原地区形成的科技文化和制度文化，成为周边各民族学习和模仿的对象。

——摘编自何星亮《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中华民族复兴》

材料   经济繁荣、文化先进而军力孱弱的北宋和南宋，都是在少数民族政权的强大武力面前退出历史舞台的。在许多时候，用武力取胜的一方往往需要从失败者的文化里吸取更为强大的养分，否则胜利者将面临困窘、挫折乃至惨败的后果，这就是征服与被征服的二律背反。值得注意的是。

在征服与被征服之前，落后的民族已自觉地学习先进民族的文化，以增强国力；在征服成功之后，这种学习成为一种制度化的全新建设。宋辽夏金元时期的文化大整合，使少数民族的汉化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汉文化的生命力也得以提升和完善。从文化史的角度看，被征服者最终征服了征服者。

——摘编自冯天瑜《中国文化史》（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