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西晋末年战争、瘟疫、蝗灾、饥馐接踵而至，西晋王朝疲于奔命。及惠帝之后，政权陵夷，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流尸满河，白骨蔽野。渡江之后，东晋王朝喘息渐定，尤其是淝水之战奠定了南北朝隔江对峙的格局。这些移民的到来为荆州成为上流雄镇奠定了坚实的人口基础，也进一步提升了荆州“据上流，握强兵”的重要性。同时，荆州北方有山水纵横的汉水流域作为与进据中原之异族分庭抗礼的缓冲地带，远离战争表扰，移民得以在较为稳定的环境下从事农业生产。经过长期的农业开发，江南不再是令人望而生畏的瘴疠之地，实已发展为瓜果飘香，良田美池的富有之地，粮食产量大为增加。大批移民流落江南，发展农业，提高江南经济文化水平，为以后“中国的政治权力常在北方，而文化与经济的‘中原’则俨然以南方为重心”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樊良树《永嘉南渡后江南农业开发概论》

材料一

——[日本]川本芳昭《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

材料二   评价历史有两个尺度，第一个尺度，是着眼于它与前朝后代的差异，尽量突出它的特殊性，这是“分期论”的尺度；另一个则是“变态—回归”的尺度，即在观察特殊性的同时，去寻找那些抑制“旁逸斜出”,并最终使历史步伐回归于“中轴”的力量和条件，及造成“变态”与导致“回归”的机制与过程。

——摘编自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

材料一   东晋南朝的江南经济，仍然是一个以农业为主导，农、工、商依次发展的基本格局，农业在经济中占有首要地位。与汉魏相比，此期铁犁、牛耕已逐渐普及，作物种类增多，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手工业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较为突出的是纺织、冶铸、造船、制瓷和造纸业。这一期间，商业仍相当活跃，海外贸易和国内的南北贸易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商品市场也有相当的规模。

——摘编自朱绍侯、齐涛、王育济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西晋末年以来，北方人口大量南移，广泛散布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并在各地形成许多新聚落。移民浪潮对东晋南朝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土地开发，产生了殊为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童超《东晋南朝时期的移民浪潮与土地开发》

材料一   秦国在战国七雄中实力较弱，秦孝公即位后，决心改变落后面貌。卫鞅闻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监求见孝公，留下了“四见商鞅”的美谈。商鞅变法围绕“富国强兵”展开，君臣二人及变法集团之间形成了很高的政治默契。鼓励农耕、奖励军功、推行郡县制和户籍改革，为“富国强兵”的整体战略服务。变法从徙木立信开始，立信于民，使其遵从。毅然处置了公子虔和太子傅公孙贾，破除了“刑不上大夫”的铁律，给反对势力以致命打击。商鞅变法使劳动力得到了充分释放，生产力得到了迅速发展，新兴的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造就的崭新秦国，使其在列国征伐中立于不败，对后世秦国历代君王的统治打下了深刻的政治烙印。

——摘编自郑炜《浅析商鞅变法成功的原因及启示》

材料二   北魏孝文帝改革是中国历史上的成功的改革，通过推行均田制等一系列的改革，完成了鲜卑族及北魏统治下的大多数少数民族的共同封建化过程。经过孝文帝的主动融合和以后的发展，鲜卑族和其他北方少数民族最终成为汉族的一部分。鲜卑族在生产、生活方式上的转变促使了整个社会习俗的改变，鲜卑和其他民族的加入，为汉民族不断注入了新鲜血液。改革后，人口增加，国库充盈，社会经济发展。

——摘编自焦兴青《北魏孝文帝改革对我国民族大融合的启示》

材料一   秦汉统一帝国形成后，民族认同意识进一步增强。司马迁在《史记》中，以黄帝为华夏第一帝，将“五方”之民，将秦、楚、越，以及中国四边的匈奴族、南越族、东越族、西南夷等的祖先一同纳入华夏同祖共源的世系中去，成为古代中国人“同源同祖”的渊源，由此构建了由五帝三王起始的中国五千年的政治与民族、文明的历史。

——摘编自李禹阶《华夏民族与国家认同意识的演变》

材料二   经历孝文帝融合和后来的发展，百多万鲜卑包括北方各族移民迁移到中原和洛阳，并最终融入了汉族之中，成为汉族的一部分，为汉民族注入了新鲜血液，而鲜卑民族也在一个新的民族大家庭中得到了永生。在吸收了鲜卑各族文化后，以汉族为主体的文化远远超越了南方的汉族文化，民族融合波澜壮阔，南北文化相互碰撞。

——焦兴青《北魏孝文帝改革对我国民族大融合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