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商鞅认为人有“好利恶害，喜利畏罪”的自我之心，故“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监督、举报）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战国时代，农耕系统的关键绩效指标为粮食生产能力，作战系统的关键绩效指标是对外作战能力。因此商鞅规定：凡斩获敌甲士一首级者，赐爵一级，赐田一顷，宅一亩，可役使一人为奴仆，若为官可当五十石俸禄之官，“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摘编自方松森《浅谈商鞅变法中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
材料二 当时北魏统治的北方地区，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战乱之后，文教荒废，典籍缺失，很多书只存其名而无其实，所以孝文帝就想到了向南朝借书的办法，遭拒后只能转而通过其他渠道搜寻书籍，甚至为此专门下了一道诏书，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求各种书籍。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过“须知鲜卑本无文化可言，要有学术文化，非一朝一夕所能达到。孝文帝的断北语，一从正音，只是为鲜卑贵族进入文化士族开了一扇门户而已。”
——摘编自刘旭《浅议北魏孝文帝改革的缺失》等
(1)根据材料一，指出商鞅变法的具体措施，并分析商鞅变法中人力资源管理的落脚点。
(2)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北魏孝文帝向南朝借书、搜集书籍的原因，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概括孝文帝“进入文化士族”采取了哪些措施，试从民族层面评价其历史作用。
材料一 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中，曹操起于兖州，后屯兵积谷，招贤纳士，迎汉献帝， “挟天子以令诸侯”。到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在北方基本完成统一大业。东汉末年，南方战乱相对较少，人口数量和经济地位与北方相比有所上升。孙权继父兄基业，聚集忠良豪杰，进据江东，知人善用，力求向外发展。曹操统一北方后，南下荆州，却被孙刘联军打败于赤壁。由于损失惨重，曹操一时难以再聚集重兵进行决战，只好任由南方处于独立状态。在此情况下，刘备借机向益州发展，并与孙权结盟共同对付曹操，三国鼎立局面得以形成。
——摘编自王恩涌、曹诗图《魏、蜀、吴三国时代的政治地理战略分析》
材料二 北魏前期，南北之间的战争最初属于边境冲突。至北魏孝文帝迁都改制，统治重心移至中原，北魏政权也向中原式王朝迈进，北魏在与南朝通使中注重文物典制的输入，南北朝的冲突向统一战争转变。北魏分裂后，步入后三国时代。东魏为全力与西魏争胜，积极促成与萧梁聘使相通，并争取使后者断绝与西魏的交往。而在东魏与萧梁的频繁往来中，双方均自居正统并交锋激烈。南北朝后期三国鼎立时，北方关中、关东和江南三大地域出现了向心力与文化认同。
——摘编自姚宏杰《南北朝时期南北政治关系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三国鼎立局面出现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南北朝时期南北方政治关系演变的积极影响。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三国时期政权之间关系的认识。
材料一
汉初，陆贾基于传统“夷夏之辨”的儒家思想，协调“华夷”之间民族关系时提出“附远宁近，怀来万邦”。他两次作为使臣前往南越，说服南越向汉称臣，双方恪守疆域，互不相犯。基于两汉初期的汉匈关系，贾谊的“华夷”理念乘持“尊王壤夷”的“夷夏之辨，，思想。贾谊首倡“夷夏首足论”，汉朝天子为天下“夷狄”之首，周边“夷狄”为足，华上夷下，尊卑有序，“华夷之辨”思想明显。武帝朝开疆拓土，为了实现多民族的统一，理顺“华夷”关系，需对“华夷”大防民族政策作适时调整。
——摘编自段超《从“夷夏之辨”到“华夷”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思想史考察》
材料二
中华文化之所以如此精彩纷呈、博大精深，就在于它兼收并蕾的包容特性。展开历史长卷，从赵武炱王胡服骑射，到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从“洛阳家家学胡乐”到“万里羌人尽汉歌”；从边疆民族习用“上衣下裳”“雅歌儒服”，到中原盛行“上衣下裤”、胡衣胡帽，以及今天随处可见的舞狮、胡琴、旗袍等，展现了各民族文化的互鉴融通。各族文化交相辉映，中华文化历久弥新，这是今天我们强大文化自信的根源。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贾谊“华夷首足论”的本质，并分析汉朝“华夷”观念演变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北魏孝文帝改革中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演进的典型举措，并谈谈古代民族融合对中国的影响。
材料 493年，北魏孝文帝下令迁都洛阳，大量修建寺院、佛塔，并在洛阳以南的龙门伊水两岸，依山开窟造像，创建龙门石窟。经历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和北宋等朝，雕凿断断续续达400年之久。北魏造像在这里失去了云冈石窟造像粗犷、威严、雄健的特征，而生活气息逐渐变浓，趋向活泼、清秀、温和。这些北魏造像，脸部瘦长，双肩瘦削，胸部平直，衣纹的雕刻使用平直刀法，坚劲质朴。
从孝文帝迁都洛阳到北魏分裂的35年间，是龙门开窟雕造佛像的第一个兴盛时期。这一时期开凿的洞窟大都集中在龙门的西山上，其中最著名的有古阳洞、宾阳三洞、药方洞等十几个大中型洞窟。宾阳中洞始建于公元500年，是北魏宣武帝为其父做功德而建。洞中后壁中央的本尊是释迦摩尼的坐像，衣袖宽大，面相清秀，表情厚重，温和并作微笑状。
龙门石窟是继云冈石窟后又一座由皇家主持开凿的大型石窟寺，是云冈样式的继承与发展。
——摘编自李泽厚《美的历程》，有删改
材料一 北方地区，从东汉末期开始出现了少数民族内迁高潮。西晋政权瓦解后，内迁少数民族纷纷建立割据政权。虽然这些政权根据其汉化程度或多或少地重用一批汉族士人，但汉族整体上处于被统治地位。而内迁少数民族即便是汉化程度很高的氐族、羌族，整体上也仍落后于汉族。少数民族虽然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了汉化的道路，但即便有北魏孝文帝式的开明君主，它们的汉化过程也会出现重重阻力，甚至在某一时期、某一地区还会出现逆转。在民族交融过程中，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等也被大量注入汉族，所以与北方民族交融后的新汉族显得胡气十足。
材料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也出现了民族交融的高潮。南方政权一直是汉族王朝，在民族交融过程中汉族处于绝对的主动地位。汉族政权通过开疆拓土，将深险之地的少数民族纳入州郡体系，将其编户化，从而使其融入汉族，所以南方的民族交融往往比较顺利。并且少数民族一直处于被统治地位，其社会风俗习惯等对汉族影响有限。加之北方大批汉人南下，南方民族交融后形成的新汉族较多地保存了汉晋时期北方汉族的文化传统。由于少数民族在交融中的被动性，汉族政权多采取民族歧视与压迫政策，南方部分少数民族向更为深险之处迁徙，致使南方民族交融反而不如北方彻底。
——材料一、二均摘编自方高峰《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民族融合之差异》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民族交融的不同。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时代特征及其影响。
材料一 马克思认为，在古代民族关系中，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是文化较低的民族被文化较高的民族所同化、融合。高者必然要同化、融合低者，这是一条“历史的永恒规律”。但是，我们一接触中国古代民族史的实际，就会感到这条“规律”不能完全概括、解释民族交融中的复杂问题，它只能说明中外历史上民族交融的主要方面。可是，习惯于在已有的理论格局中因袭的人，却抱着这条规律不放，这就势必在研究中国民族关系史中忽视少数民族对我国历史发展的重大作用。南北朝时期，北齐、北周统治阶层多为汉化浅而胡化深的集团，他们较南朝的统治阶层较少浮华虚诞，遗落世务，轻视妇女；而重视武事，讲究实际，重视寒门人才。陈寅恪说：李唐王朝“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这些才是我们全面正确地理解中国古代民族交融的关键。
——摘编自古非《对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研究的思考》
材料二 综观中国古代史，便可发现几个现象极为引人注目：一为历史总是在政治上的分裂与统一中曲折前进。每次分裂之后都必然出现更大规模的、更深层次的统一。二为民族关系也总是在斗争和交融中曲折地发展。每一次斗争之后，也总是要出现新的更大规模、更深层次的民族交融，而且伴随着每次交融的出现，都毫无例外地要出现较长时期的政治安定和经济的发展。三为政治上的每次分裂与统一，也总是和民族之间的斗争与交融息息相关。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着极强的内聚力和亲合力。而中原地区就是一个熔炉，把周边不断涌入的各少数民族及其文化不断熔炼、提纯，最后浇铸成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创造出辉煌灿烂、绵延不绝的历史文化，使其在世界上独树一帜。
——摘编自高鹏飞《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散论》
(1)概括材料一关于中国古代民族交融的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加以阐释。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民族交融的意义。
材料：每当草原寒潮来临，北方的游牧族群都会向南迁徙。草原地区所能承载的人口只是农耕地区的十分之一，游牧族群必须从中原获取粮食、茶叶、丝麻织品以维持生存和开展贸易。中原对周边族群强大的吸引力之一是先进的农业和手工业。匈奴、鲜卑、羯、氐、羌五大胡人族群纷纷南下，建起了众多政权，并主动走上“汉化之路”。在五胡十多个政权中，先有氐族的前秦，后有鲜卑的北魏统一了北方，虽屡经纷争与分裂，最后还是实现了内部整合，继承了秦汉中央集权超大规模国家形态，奠基了融合胡汉的隋唐大一统王朝。
在西迁匈奴的压迫下，东西哥特、汪达尔、法兰克、伦巴第等日耳曼部落，利用罗马帝国表落的机会，潮水般地涌入罗马，并建起一个个“蛮族王国”（如上图）。这些王国除个别短暂“部分罗马化”外，大部分彻底地“去罗马化”。如哥特人建立了“二元政治”,实行“族群分治”制度，禁止罗马人与哥特人通婚；哥特人用蛮族习惯法，罗马人用罗马法；不倡导学习拉丁语与古典文化……西欧形成了日耳曼语、拉丁语两大语系。正如英国史家佩里·安德森所说，蛮族建国“用得更多的是分裂而不是融合的方式”。在他们几百年征伐中，最终分裂成一个个封建国家，靠“普世教会”作为精神统一的力量勉力维系。
——摘编自潘岳《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影响3~6世纪亚欧游牧民族大迁徙的因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3~6世纪亚欧游牧民族大迁徙使中国和罗马“走向却不同”的表现，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流向南方的汉人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当时大部分北方世家大族率其宗族、乡里、宾客、部曲，南渡江南,在江南广阔而肥沃的土地上，大力发展他们自己的庄园经济,竭力吸收北来流民和当地土著为佃客和部曲,这使得北方士家大族在江南保持着相对集中的聚居状态。其他南迁汉人则主要集中在荆、扬、梁、益诸州,以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江汉流域的襄阳、江陵、武昌以及长江下游今江苏的淮阴、扬州、南京、镇江、常州一线为最多。
——摘编自李克建《中国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及历史演变》
材料二 对大批涌入境内的流民，东晋南朝政府采取的措施就是进行广泛的设置侨州郡县,即按其原籍州、郡、县的名称设立侨州、侨郡、侨县,对其进行登记、管理,并规定只要注籍侨州郡的户口簿上就可以获得优复(免调役)等优待政策。这个政策不仅较好的安置了北来侨民,而且对吸引中原地区人民南徙江南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摘编自张琳《东晋南朝的流民及其安置问题》
(1)根据材料,概括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汉人南迁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汉人南迁的原因。
材料 为了弥补兵源地士兵的不足，统治者往往会征用少数民族民众当兵，到了魏晋时期，这种现象更加普遍。另外，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的首领随着自身的发展而内迁的事也是常有的，其目的是侵夺牧场和掠夺人口。自然灾害也会造成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晋武帝时，塞外匈奴居住地发洪水，两万多匈奴人在河西宜阳城一带落户。“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大量的出土文物也表明各族民众相互尊重、相互学习，亲如一家。这个时期中原的服饰受胡服的影响大，头上戴冠的旧习渐改为使用头巾，文人用以表示风流，军事将领则以为儒雅。周瑜“羽扇纶巾”流传千载，即为当时风习，南京西善桥出土的砖刻《竹林七贤图》就是明证。
——摘编自张德文、陈雪良《碰撞中的民族大融合：魏晋南北朝》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杂居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杂居的影响。
材料一 在商鞅的改革措施中，虽然大多数都和政治、军事和经济相关，但都达到了移风易俗的效果。通过改革，秦国社会上形成了“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的风气，秦军士兵的战斗力得到极大提高，成为名副其实的“虎狼之师”。而且民众以勤于农事为荣，民风趋于淳朴，农业生产得到了极大发展。同时在社会习俗方面商鞅强制从大家庭中析分出大量的小家庭，使政府掌握的户数大大增加，其征收的户赋也随之提高。商鞅颁布法令禁止民众私斗，违反者视情节轻重依律处刑，使秦人“怯于私斗而勇于公战”。商鞅确立的法令，成为了秦国崛起至关重要的因素。
——摘编自张涛《移风易俗：商鞅变法的重要侧面》
材料二 孝文帝推行改革鲜卑族生活方式政策的直接目标是要用儒家的札治与孝治思想来完成鲜卑族的文化变迁，继而确立北魏政权的正统地位。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使鲜卑民族在婚姻丧葬习俗、发式服饰、生活习惯等方面同汉族一样，具有同一种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逐渐接受汉文化，与汉族相融合。
——摘编自岳雪莲《从北魏孝文帝改革看拓跋鲜卑的文化变迁》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商鞅为改变社会风气而采取的措施及效果。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魏孝文帝推动鲜卑族“文化变迁”的方向和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