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华夏之名在西周已经出现，它成为中原主体居民的总称，四邻的夷、蛮、戎、狄等民族被华夏族概称为“夷”。到春秋时期，四夷的势力有增无减，并且进一步向中原地区发展。华夏和夷狄虽有冲突，但就种族、血缘而言，则华夷往往存在联系。以婚姻为例，双方通婚的材料见于史载者颇多，如晋文公之母为我女，其妻亦为狄女。在长期杂居、邻居的过程中，发达的华夏文明对戎软蛮夷产生了很大影响，戎秋蛮夷的文化也进一步丰富了华夏文明。到春秋、战国之交，进入中原的戎狄诸部绝大部分已融入华夏族当中，曾以蛮自居的楚国也渐不再被视为蛮夷。春秋战国，华夏族吸收了大量新鲜血液，成为更加稳定和分布更广泛的族群，最终到秦以后形成了统一而有持久生命力的汉民族。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北魏孝文帝改革，总结和肯定了以前民族融合的成果，又促进了这一融合进程的迅速发展，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从方式上看，既有各族人民在友好交往中的相互影响，又有统治者的主动政策，还有在血与火的民族斗争中的附带同化，在内容上，汉族影响少数民族是主流，但少数民族在与汉族融合的同时，也带来了他们的优秀思想文化，如胡乐、胡舞、胡饼、尊重妇女的意识、胡汉之别观念的淡化等，给汉族文化输入了新鲜血液.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1)依据材料一，概括春秋战国时期民族关系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概括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特点。
(3)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北魏孝文帝改革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
北魏中期，私家佃农纷纷脱离世族庄田，世族地主要追回逃亡人口，势必将抢夺国家税户。这是与孝文帝改革加强中央集权力量和对基层的控制相冲突的。李冲提出的三长制得到北魏中央高层赞赏。三长制是参照我国古代的乡、里组织制定的。它规定：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取乡人强谨者充当。三年没有过失，可以升迁录用。三长制与新租调力役制结合使北魏政府改变了过去乱征乱要的状况。同时，北魏政府还检括出了强宗豪族大量的“苞荫之户”，国家控制的税户因而增加。三长制的建立，健全了北魏政权的基层统治机构，它既使均田制的推行有了可靠的组织保证，又使北魏政府增加赋役来源如愿以偿，这对北魏政权的巩固是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的。北魏以后，直至隋唐中叶，各代虽有变化损益，但都基本沿袭了北魏三长制和租调制的基本形式。
——摘编自青林《陇西李冲与魏孝文帝的改革》
(1)根据材料概括北魏推行三长制改革的原因。
(2)根据材料分析三长制推行的效果。
材料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流向南方的汉人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当时大部分北方世家大族率其宗族、乡里、宾客、部曲，南渡江南,在江南广阔而肥沃的土地上，大力发展他们自己的庄园经济,竭力吸收北来流民和当地土著为佃客和部曲,这使得北方士家大族在江南保持着相对集中的聚居状态。其他南迁汉人则主要集中在荆、扬、梁、益诸州,以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江汉流域的襄阳、江陵、武昌以及长江下游今江苏的淮阴、扬州、南京、镇江、常州一线为最多。
——摘编自李克建《中国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及历史演变》
材料二 对大批涌入境内的流民，东晋南朝政府采取的措施就是进行广泛的设置侨州郡县,即按其原籍州、郡、县的名称设立侨州、侨郡、侨县,对其进行登记、管理,并规定只要注籍侨州郡的户口簿上就可以获得优复(免调役)等优待政策。这个政策不仅较好的安置了北来侨民,而且对吸引中原地区人民南徙江南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摘编自张琳《东晋南朝的流民及其安置问题》
(1)根据材料,概括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汉人南迁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汉人南迁的原因。
材料 为了弥补兵源地士兵的不足，统治者往往会征用少数民族民众当兵，到了魏晋时期，这种现象更加普遍。另外，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的首领随着自身的发展而内迁的事也是常有的，其目的是侵夺牧场和掠夺人口。自然灾害也会造成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晋武帝时，塞外匈奴居住地发洪水，两万多匈奴人在河西宜阳城一带落户。“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大量的出土文物也表明各族民众相互尊重、相互学习，亲如一家。这个时期中原的服饰受胡服的影响大，头上戴冠的旧习渐改为使用头巾，文人用以表示风流，军事将领则以为儒雅。周瑜“羽扇纶巾”流传千载，即为当时风习，南京西善桥出土的砖刻《竹林七贤图》就是明证。
——摘编自张德文、陈雪良《碰撞中的民族大融合：魏晋南北朝》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杂居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杂居的影响。
材料 平城时代是北魏势力发展的重要时期，但随着北魏帝国的发展，平城已不再适宜作为都城。493年秋，孝文帝放弃平城，迁往洛阳。洛阳素有“王里”之称，却在晋末大乱时毁于兵火，“号为荒土”。孝文帝“营洛务求壮丽”，“礼盛周宣《斯干》（祝贺周朝贵族宫室落成的歌辞）之制，事高汉祖壮丽之仪”，里坊形制益发规整化。城中有“户十万九千余”，若按五口之家的标准计算，至少也有五六十万人。而后世王夫之则认为：迁洛“涂饰虚伪……糜天下于无实之文，自诧升平之象。强宗大族，以侈相尚……部落心离，浮华气长”，是北魏速亡的原因。
——摘编自陈汉玉《也谈北魏孝文帝的改革》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孝文帝时期重建洛阳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孝文帝时期重建洛阳的活动。
材料一
| 《三国志·魏纪》 | 《后汉书·献帝纪》 |
| 天子以公领冀州牧。 | 曹操自领冀州牧。 |
| 汉罢三公官，置丞相，以公为丞相。 | 曹操自为丞相。 |
| 天子使郗虑策命公为魏公，加九锡。 | 曹操自立为魏公，加九锡。 |
| 汉皇后伏氏，坐与父（伏）完书云“帝以董承被诛，怨恨公。”后废黜死，兄弟皆伏法。 | 曹操杀皇后伏氏，灭其族及其二子。 |
| 汉帝以众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使张音奉玺绶禅位。 | 魏王丕称天子，奉帝为山阳公。 |
材料二 北宋历史学家司马光为便利纪年，认为在乱世存在多个政权并立时要选择其中某个政权作为正统，如在三国时期以曹魏为正，南北朝选择宋齐梁陈纪年，五代十国则选择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为标准。北宋和辽、夏并立，因宋受后周禅让，所以在这一时期将宋作为正统。他认为这一举措“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
——据（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
材料三 三国当以蜀汉为正，而温公（司马光）乃云某年某月“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训？缘此遂欲起意成书。
——（南宋）朱熹《资治通鉴纲目》
(1)根据材料一，比较《三国志》和《后汉书》对相关史事叙述的差异。(2)根据材料二、三，分别概括司马光和朱熹关于三国时期“正统”的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观点产生的原因。
材料一 在商鞅的改革措施中，虽然大多数都和政治、军事和经济相关，但都达到了移风易俗的效果。通过改革，秦国社会上形成了“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的风气，秦军士兵的战斗力得到极大提高，成为名副其实的“虎狼之师”。而且民众以勤于农事为荣，民风趋于淳朴，农业生产得到了极大发展。同时在社会习俗方面商鞅强制从大家庭中析分出大量的小家庭，使政府掌握的户数大大增加，其征收的户赋也随之提高。商鞅颁布法令禁止民众私斗，违反者视情节轻重依律处刑，使秦人“怯于私斗而勇于公战”。商鞅确立的法令，成为了秦国崛起至关重要的因素。
——摘编自张涛《移风易俗：商鞅变法的重要侧面》
材料二 孝文帝推行改革鲜卑族生活方式政策的直接目标是要用儒家的札治与孝治思想来完成鲜卑族的文化变迁，继而确立北魏政权的正统地位。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使鲜卑民族在婚姻丧葬习俗、发式服饰、生活习惯等方面同汉族一样，具有同一种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逐渐接受汉文化，与汉族相融合。
——摘编自岳雪莲《从北魏孝文帝改革看拓跋鲜卑的文化变迁》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商鞅为改变社会风气而采取的措施及效果。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魏孝文帝推动鲜卑族“文化变迁”的方向和目的。
材料一 至于元嘉……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户不夜扃(jiǒng)，盖东西之极盛也……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rěn)，则数郡忘饥。会土(会稽，今浙江绍兴)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鄠(hù)、杜(古代关中地区县名)之间，不能比也。荆城(即荆州，指今湖北、湖南地区)跨南楚之富，扬部(扬州)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普通高中教科书《中外历史纲要》“史料阅读”
材料二 北方南下的个体流民或农户，不可能有现成的良田耕种，所以深入还末被圈占的山地，开垦小块土地以维生，便成为一种可能的选择。长江流域不少的丘陵、山地，为旱作农业的发展留下了很大空间。东晋南朝政权在发生大旱，稻作因缺水难以进行时，敦促种麦。东晋南朝面食流行，甚至成为朝廷规定的贡品。
——何德章《六朝江南农业技术问题》
回答：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南朝南方经济开发的表现。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是什么？产生了什么影响？
材料一 相传黄帝与炎帝族相争相汇，组合成炎黄联盟，继而战胜并融会蚩尤族。炎、黄两族胄裔（子孙后代）的夏人、商人、周人相继建立王朝，并与黄河中下游其他各部族相互融合，形成“华夏”族。与华夏对称的“夷”，从大、从弓，意为持大弓之人，本指东方（今山东、江苏一带）诸族，后演为中原华夏之外诸少数民族的统称。
材料二 十六国北朝时期，匈奴、鲜卑、氏、羌等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权后，不同程度上都面临着如何处理族群关系的考验。天兴元年（398年），鲜卑贵族拓跋珪正式建立北魏王朝，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同年“用崔宏议，自谓黄帝之后，以土德王”。迁都洛阳后，孝文帝积极推进改革，改拓跋鲜卑姓氏为汉姓，并将随魏南迁的鲜卑人改为洛阳户籍。太和十六年（492年），文帝“诏祀唐尧于平阳，虞舜于广宁，夏禹于安邑，周文于洛阳”。
——摘编自马溢澳《拓跋鲜卑的“中国”认同》
(1)根据材料一，指出先秦时期华夏族界域的演变趋势，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影响其演变的相关因素。(2)根据材料二，概括北魏拓跋鲜卑统治者强化“中国认同”的措施。
材料 拓跋鲜卑本是游牧民族，北魏建国后开始发展农业，到孝文帝时期，确立了以农耕为主的经济模式。随着经济转型，法律制度也发生相应变化。北魏太武帝修改律令，规定：“大逆不道腰斩，诛其同籍，年十四以下腐刑，女子没县官。害其亲者，轘之。”太和十一年（487），孝文帝下诏：“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而律不逊父母，罪止髡刑，于理未衷，可更详改。”北魏前期游牧经济下，官吏依靠班赐获得生产生活所需物资，班赐的最大来源是掠夺战争。为了约束官吏，整治秩序，北魏设置赃罪，但贪污仍屡禁不止。孝文帝时期，实行班禄制，为官吏发放俸禄。盗罪在历史上由来已久，至迟在西晋时“盗”有了法律意义上的概括。拓跋氏隆兴之时，规定：“盗官物，一备五，私则备十。”太武帝以降，对于盗取官财的行为加大了处罚力度，盗劫官私财物者流放至边地，甚至处以死刑。太和十六年（492），孝文帝亲自勘定流刑：“诏群臣于皇信堂更定律条，流徒限制，帝亲临决之。”流刑自此入律成为正刑。这一系列措施，适应了经济转型带来的一系列变化，为北魏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姚周霞《转型前后北魏经济变迁对立法的影响》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魏法制改革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北魏法制改革的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