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太宗在即位诏书中说：“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之为制，纪律己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宋代士大夫们在谈及国家的政治取向、制摩原则时，经常与“祖宗之法”联系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祖宗之法”就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宋代中央集权的活力与僵滞，权力机构的分立与集中，文武制衡关系的形成，乃至赵宋王朝的兴与衰，处处都会遇到所谓“祖宗之法”的问题。
——摘编自陈苏镇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研究》
材料二 对于赵宋的“祖宗之法”应该做出更为理性的分析。只有将其置于特定的社会政治情势下，才能把握其合理内核及演变趋势，充分认识其对于宋代政治所具有的实际意义。
——邓小南《祖宗之法》
(1)依据所学知识，对材料一中最后‘宋代中央集权的活力与僵滞……处处都会遇到所谓“祖宗之法”的问题’予以说明。
(2)阅读材料一、二，结合所学谈谈你对宋代“祖宗之法”的认识。
材料一：
材料二：中唐以后至北宋前期……伴随着旧士族消亡过程的，是新型士人阶层的成长。科举培育出一种意义深远的“文士文化”……士人们积极构筑种种非“先赋性”的关系网络……联结他们的纽带是多元的……家世背景……姻戚之间的关联……同学、同年、同僚、同乡以至同道之类关系而结成的友谊……它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直接或间接地形成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影响着诸多事物的运行过程……以“天下”为胸怀的士大夫们，以“天道”“公议”为旗帜，作为凝聚群体的号召、制约君主的力量……参与治理国家政事……这一群体（士人阶层）的认识及行为，通常倾向于维护中央集权；而其力量的崛起，客观上又构成了对于君主专制的制约因素。
——摘编自袁行霈、严文明等主编《中华文明史》第三卷
(1)根据材料一，分析宋代宰相的地位和职权较之唐朝有何变化？
(2)根据材料二，概括唐宋时期新型士人阶层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这一群体形成的背景。
材料一 中国古代建立起世界上最完善的官僚制度，为中华帝国的数千年延续提供了稳定的组织基础。中国式官僚制度以皇权为中心，皇权与官僚权力共存并用，当代学术界称之为“君主官僚制”。在君主官僚制中，官僚体制是依附于皇权统治基础之上的，皇权与官僚权力有着等次分明的主从关系。由于国家治理的规模，皇权的统辖权只能以官僚体制代为行使；官僚体制为皇权提供组织基础和治理工具的同时，也发展出一套等级有序、稳定运行的组织机制。这些官僚组织机制常常与皇权利益分离，正是在君主与官僚互为依赖又互为钳制的矛盾中，君主专制体制产生了活力。
——摘编自周雪光《国家治理逻辑与中国官僚体制》
材料二 “宋法制因唐敕、令、格、式而随时损益因有编敕，一司一路一州一县又别有敕。”宋人毕仲游对此评价说：“建隆编敕不过数百条，而天圣编敕，则倍于建隆；庆历编敕又倍于天圣：嘉祐编敕，复倍庆历，至于熙宁、元丰之敕，乃益增于嘉祐几千条，而引用此例以相附著者，至不可胜计。”宋仁宗天圣年间，开始设置详定编敕所，简称敕局，掌将历年所颁敕令统一整理，删编成册，使之成为正式法令。
——摘编自李敏昌《论宋代法律制度的特点》
材料三 中国古代监察官的设置源于先秦时期。自秦汉历唐宋至明清，御史由所属机构多变动、仍身兼他任的监察官，发展成机构完全直属皇帝、专司监察的官员。隋唐以后，御史监察机构一般不接受任何一级行政部门长官的指令，行使监察权也不受其干预。御史弹劾、谏官言事常可以不经过本部门长官而直接上奏皇帝。汉御史秩皆六百石，隋唐御史都在六品至八品之间，明代御史和给事中均为七品，清代提高到五品。监察官员的选任有品质、年限、出身等诸多要求。御史制度是上对下的监察纠禁，谏官制度是下对上的匡正建议，二者相辅相成共同起着巩固封建统治的作用。
——宿志丕《中国古代御史、谏官制度的特点及作用》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官僚体制与专制皇权的关系。
(2)根据材料二，概括宋代法制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的时代风貌。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发展的趋势。
（一）为政以德——防治腐败的德治经验
材料一 秦简上载有秦朝“为吏之道”，严格规定了官吏的行为规范，包括“五善”“五失”。
——摘编自吴宗国《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
汉代察举制“四科取士”为：“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四曰刚毅多略……皆有孝悌廉公之行。”
——《后汉书·百官志注》
唐太宗曾重视对大臣的廉政教育：“朕终日孜孜，非但忧怜百姓，亦欲使卿等长守富贵。”
——摘编自吴宗国《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
我国古代对官员的考核主要包括政绩和德行，最早可见于《周礼》中的“八法”和“六记”，前者考核官员政绩，后者侧重考核官德。对官员德行的考核，从先秦到明清历朝来看，趋向于细化和严厉。例如唐代的“四善”就是把官员的道德修养放在考核的首位。
——李丽珊《谈中国防治腐败的历史努力》
（二）御史之名——防治腐败的监察经验
材料二 西汉统治时期，御史大夫专门行使监督权，其下属御史中丞常驻内宫，专门负责监督王室和宫廷，也可以说是监察皇帝的；另一下属御史丞则负责监督政府，不论中央、地方都在内。值得注意的是，御史大夫是宰相的副手，因此，监察权是相权的一部分。……唐代单独设立御史台，其职权限于监察政府，没有监察皇帝和宫廷的权力。但在政府中，仍存在专责监督皇帝的，那就是谏官，谏官由宰相任命，宋朝谏官改由皇帝任命，他们就不再监督皇帝，反过来监督宰相。
——摘编自《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宪法学透视》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王朝为预防腐败，加强德治的主要措施。
(2)根据材料二，概括从汉朝到宋朝监察制度的变化趋势并据此简要评价我国古代的监察制度。
材料一 唐前期，尚书、门下、中书三省构成一个完整的辅助皇权运行的最高政务裁决系统，三省官员在上行和下行政务文书中的签署体现了按照环节分工、分层决策、互相制衡的政务运行机制。中书省是决策机构，凡是皇帝颁行的诏令，都要先经过中书省讨论后拟定。中书省所起草的诏令，在颁行前，必须经过门下省审议，如有不便，门下省可以驳还重议。唐尚书省机构很完备，秦汉以来，三公九卿所掌管的军政事务，大体上都已并入尚书省。在尚书都省总管下，六部尚书分管全国军政大事。
——摘编自白钢《中国政治制度通史》
材料二 在北宋的政务运行机制中，最高政务裁决机制是依托于二府三司体制之上的君主专制，在行政体制上可以称之为中书门下体制，以中书门下为首的政务裁决系统完全脱离了三省而独立运行。制敕文书的起草实行内制和外制分工的机制。文书的传宣、封驳以及上奏文书的通进等都已经成为由专门机构负责的独立环节。在北宋的政务运行机制中，最高政务的裁决、制敕文书的起草、文书的流转与落实到文书体式上的职衔签署等四者之间尽管有交叉却是相对独立、互相分离的。中枢文书行政的前三个层面都是依托于差遣性的职衔。而三省制的框架主要是存在于行令的程序之中，即文书流转和签署的环节，在前两个层面，三省不发挥作用。
——摘编自刘后滨《唐宋间三省在政务运行中角色与地位的演变》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唐朝中枢政务运行机制，并分析其作用。
(2)据材料二，概括宋朝中枢政务运行机制的变化。
材料一 宋代的中央机构，临摹了唐代的框架，虽有三省，但已名存实亡，取而代之的是“二 府三司”的中央行政中枢体制，即中书门下掌行政事务，军政归枢密院，财政归“三司”， 中枢与枢密院持文武两柄，号“二府”。“二府三司”各有分工、相对独立，惟皇命是从，理论上互不统属。此外还设有台谏系统，“台谏”乃御史台和谏院的合称，谏官事权重大，设立初期可“纠绳天子”，随着台谏系统的不断发展和官制改革，取消了“纠绳天子之权”，台谏转而“规谏宰相违失”。在高度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下，中央机构难以长期保持这种分权制衡的状态，积贫积弱的局面也随之产生。
——摘编自李艳《宋代中枢机构的构成及其制约机制》
材料二 孟德斯鸠最早提出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三权分立原则，这一思想原则以权力的“制约和平衡”为核心，三权互相独立而又互相监督，美国的政治分权就是这一思想的成功典范。美国国内政治局势已为接受新型的分权思想做好了准备，加之作为曾经被殖民的美洲人，民众渴望更多的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因为可以说分权原则在美国的发展是一种必然。在这种分权原则下，立法、行政、司法三机构无权力中心，不存在最高国家权力机构。该原则是一个国家的权力的划分形式，一个国家的权力在谁手中、如何行使，决定一个国家内部的安定团结与发展，决定一个国家整体的发展方向，这种制约与平衡也为更多国家所认同。
——摘编自吕艳《美国政治中分权原则的再分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宋代中枢权力制衡机制的特点及局限性。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美国采取三权分立原则的原因，并简要评价这一原则。
材料一 秦汉时期的历史特征主要有如下表现：（1）高度集权的“大一统”的政治体制基本形成，并且经历了多次社会动荡的历史考验而愈益完备。以丞相为统领的中央王朝百官公卿制度和以郡县制为主体的地方行政管理形式逐渐完善。选官制度的进步，满足了行政体制的人才需求，也促进了社会不同等级的流动。……（3）秦文化、楚文化和齐鲁文化等区域文化因子，在秦汉时期经长期融汇，形成了具有统一风貌的汉文化。儒学正统地位的建立和巩固，国家教育体制的逐步健全，成为适应专制主义政治需要的文化建设成就的重要标志。经历这一时期，以“汉”为标志的民族文化共同体已经初步形成。正是因为秦汉时期历史文化贡献的丰富，使得“秦”和“汉”，“秦人”和“汉人”，都长期成为代表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公认的文化符号。
——摘编自王子今《秦汉史》
材料二 为加强边防，唐在沿边重镇设立节度使。节度使最初只掌兵权，后来总揽军、政、财、监之权，权重势雄，独霸一方。安史之乱后，藩镇“相望于内地”，“屯重兵，多以赋入自赡”，“喜则连衡（横）而叛上，怒则以力相并”。
宋太祖即位后，革除前朝之弊，“申命诸州，度支经费外，凡金帛以助军实，悉送都下，无得占留”，并采取派遣官员监察地方等多项措施，“由是利归公上而外权削矣”。宋太宗时，节度使掌控的支郡也被收回，从此“无复领支郡者”。
元朝变革地方行政制度，设立行省。行省官员常以“藩大臣”和封疆大吏自居，替朝廷镇守地方；凡行政号令和公文申禀，“不敢专决大政，咨中书（省）而后行”。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秦、汉两个朝代在国家治理上的主要异同。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唐、宋、元时期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治理措施。
（3）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总结从秦朝至元朝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规律和发展趋势。
材料一 自秦朝建立宰相制度以来，历朝的相权在原则上是不可以独自占有的，秦朝和西汉初期，虽然只设一相制，但是有太尉和御史大夫在其左右，以分其权，共同辅佐皇帝，以后汉代有三公制，于是相权便一分为三，从此一人独专相权便被多人共有相权的历史趋势所代替，并被历朝所沿袭，魏晋南北朝时又有了尚书令、中书令、门下侍郎等。隋唐有三省制，三省长官都为宰相，共议国政，几经发展，最终形成了一个宰相群体。
——摘编自瑰晓巍、钟卫华《中国古代宰相制度演变研究》
材料二 宰相杜范认为：“凡废置予夺，（君主）一切以宰执熟议其可否，而后见之施行。如有未当，给、舍得以缴驳，台、谏得以论奏。是以天下为天下，不以一己为天下，虽万世不易可也。”……富弼对宋神宗言：“内外事多陛下亲批，虽事事皆是，亦非为君之道。况事有不中，咎将谁执？必致请属交走，货贿公行，此致乱之道，何太平之敢望！”
——程民生《论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限制》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的发展趋势。
（2）根据材料二，概述杜范、富弼两位宰相的共同主张。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为制约相权，宋代采取的主要措施。
材料一 宋初，宋太祖在反思了前朝的教训后，做出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规定，并将其上升为国策。宋代士大夫们表现出比以往更多的历史责任感，敢于通过多种手段限制皇权。宋真宗曾遣使持手诏来见宰相李沆，欲封刘氏为贵妃。李沆让使者传话：“但道臣沆以为不可！”此事遂罢。元丰年间，吕公著上书宋神宗告诫道：“人君一言一动，史官必书。若身有失德，载之史册，将为万代讥！”士大夫们还严格控制太子或年幼皇帝的学习方向和接触范围。此外，在士大夫的解释与强调下，风雨雷电等自然变化常常迫使皇帝避正殿，减常膳，大赦天下。……宋代士大夫政治中毫无疑问地贯彻着忠君思想，要求皇帝尊重并更多的听从士大夫，从而保持江山社稷的长治久安。
——摘编自程民生《论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限制》
材料二 1689年，英国议会通过《权利法案》，规定以后国王未经议会同意不能停止任何法律效力未经议会同意不能征收赋税等。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王仍然是英国政治生活的第一位参与者。1701年，议会通过《王位继承法，进一步强化了对王权的限制。1714年，乔治一世上台后，责任内阁制逐步形成，行政权力慢慢地由国王转到内阁手中。光荣革命后，国王曾通过册封贵族和上院中的支持者以控制上院的立法活动。后来，随着一系列的议会改革和选举改革，立法权逐渐转移到了资产阶级控制的平民院手中。这样，国王逐渐从一个有较大权力的君主，变成了虚位元首，统而不治。
——摘编自阎照祥《英国政治制度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代士大夫限制皇权的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概括宋代限制皇权与近代英国限制王权在手段及结果方面的不同之处。
材料 经过唐末五代的武人政治，宋太祖不愿再见军队夺取政权的威胁。宋代的政治权力，即倚仗儒生士大夫所撑持的一个庞大的文官系统……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宋代科举取士，儒生基本上是经由竞争，以经典知识与文字表达能力，进入文官系统。宋代名臣，如三苏（苏洵、苏轼、苏辙）两宋（宋郊、宋祁）范仲淹、王安石、文天祥……都没有显赫家世，凭着文采与知识，在士大夫中脱颖而出。
宋代优遇士大夫，胜于前后列朝。据说，宋太祖留下祖训，不得诛戳士大夫。核对历史，宋代党争虽烈，失势的官员至多降职贬逐，却没有杀身之祸，甚至身陷罗网也属罕见。宋代知识阶层的地位提高，来必只是由于政权对文人儒生的尊崇，其实还在于这一阶层人口众多，形成相当广大的社会基盘。……大概由于教育较为普及、知识传布较为方便之故。宋代知识阶层的社会地位，也较过去更为重要。读书人往往是以个人的身份，在小区拥有发言权，受乡里尊重。
——摘编自许俾云《万古江河》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宋代知识分子地位提高的表现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说明宋代知识分子地位提高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