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北宋初年，宋太祖问计宰相越普：“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建长久之计。其道何如？”越普答曰：“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类。今所以制之，无他奇巧也，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安矣。”
——接编自司马光《谏水纪闻》
材料二 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行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役，虏骑所过，莫不溃散。
——朱熹《朱子语类》卷
材料三（北宋）规定郡长官由文臣担任，长官之外另设“通判”，使其互相牵制。后来，又把全国州郡分为十五路，陆续在各路设转运使、提点刑狱、安抚使（管军事）、提举常平（管常平仓救济、农田水利等）四司，统称“监司”，也都由文臣担任，只有安抚使用武人。
——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材料四 宋代的中央机构，临摹了唐代的框架，虽有三省，但已名存实亡，取而代之的是“二府三司”的中央行政中枢体制，即中书门下掌行政事务，军政归枢密院，财政归“三司”，中枢与枢密院持文武两柄，号“二府”。“二府三司”各有分工、相对独立，惟皇命是从，理论上互不统属。此外还设有台谏系统，“台谏”乃御史台和谏院的合称，谏官事权重大，设立初期可“纠绳天子”，随着台谏系统的不断发展和官制改革，取消了“纠绳天子之权”，台谏转而“规谏宰相违失”。在高度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下，中央机构难以长期保持这种分权制衡的状态，积贫积弱的局面也随之产生。
——摘编自李艳《宋代中枢机构的构成及其制约机制》
材料五 经历了五代兵乱的宋太祖，切身感受到的是武将对皇权的直接威胁，因而对文臣、士大夫在认识上更为放心，故其有文官“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的看法。他公开要求武将学习儒经，是为了宣扬儒家的君臣之道和营造崇文的气象，而不仅仅是为了增加武臣的文化素养。
——摘编自张希清等《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材料六 宋承唐制，并对科举制进行了整顿与改革，使之更加完善。且宋朝皇帝十分重视选拔文士治国，所以科举取士至宋朝时达到了极盛。两宋时期，进士科共开118科，录取进士42000余人。开宝六年（973年），宋太祖在讲武殿亲自主持进士科考的复试，从此确立了殿试制度，使“及第”（考中录取）之人都成了“天子门生”。此后又形成了乡、省、殿三级考试。到嘉祐二年（1057年），宋仁宗下诏：“进士殿试，皆不黜落。”自此以后，凡省试合格，殿试就只有名次之别而皆成进士。为杜绝请托舞弊之风，淳化三年（992年）以后，相继制定了锁院、糊名、誊录、磨勘等制度，从而把科举考试基本上建立在了公平竞争的基础上。
——摘编自马茜华《中国古代选官主导方式演变述论》
材料七 秦朝最初为三十六郡，县总数在一千左右。到西汉，郡级政区（郡与国）比秦代大幅增加，西汉末有郡国一百零三。东汉末年，朝廷派中央的高级官员出任州牧镇压农民起义，授与兵权、财权和行政权，以与农民军对抗。此后，州演变成了郡以上的一级行政区划。魏晋南北朝时期州郡数膨胀，平均每州只辖二个多郡，每郡只辖二个多县。隋炀帝大举并省州县，同时又改州为郡。并省之后全国有一百九十郡，一千二百五十五县。唐承隋制，但郡被改为州。唐太宗时，按山川形势分全国为十道监察区，以观察使监察地方。为了扑灭安史之乱，唐玄宗时不得不在全国普遍设置方镇，任命一大批上马管军下马管民的节度使。唐后期，经常以观察使兼任节度使。这样，观察使的监察范围——道与节度使的军管区域——方镇也就合二为一了，州县以上新的一级政区道（方镇）就渐渐成形了。
材料八 宋初取消方镇。后来，宋代依据天下土地形势，分路而治，于是在州以上又出现了路一级的新型行政区划。各路设有负责转输地方财赋的转运使，负责监察、司法之职的提刑按察使，负责治安边防的安抚使，负责储备粮食平抑物价的提举常平使等。这些官员的衙门通称诸监司，“监”是指以诸使兼理“监察”州县之职的意思。这些监司的行政管辖地域都称为路，但各监司的路并不尽一致，即使有两司的路一致，治所（行政中心）有时也不在一地。
——摘编自周振鹤《中央地方关系史的一个侧面（上）》
主题二 北宋中期革除新弊
材料九 澶渊之盟规定：（一）宋辽维持旧疆，约为兄弟之国，辽主称宋真宗为兄，宋真宗称辽为弟，并称肖太后为叔母；（二）宋每年给辽国银十万两，绢二十五万匹，称为“岁币”；（三）双方沿州县各守边界，两边人户不得交侵……。
材料十 西夏元昊称帝后，宋夏战争不断。夏军虽胜，得利不多，宋又实行经济封锁，人民“饮无茶，衣帛贵”，弄得夏国民怨沸腾……元昊不得已，乃利用宋廷急于求和的心理，通过辽国，压宋议和。经过讨价还价，宋册封（元昊）为夏国主，每年以“岁赐”的名义，给夏角帛茶二十万五千。
材料十一 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兼领新创设的制置三司条例司，以之作为推行新法的指导机构，进行以经济改革为重点的变法。七月，颁行第一个新法“均输法”，采取节省运输费用、降低购价、有计划地调运的原则。九月，又推出青苗法，由农户自愿向官府借贷，加息二分或三分，粮食收获后纳税时归还。十一月，颁布农田水利法，用以奖励各地官府、农户开垦荒地、兴修水利。熙宁三年（1070）十二月，王安石升任宰相。之后，他在开封府属县试行免役法（募役法），免去原先按户等轮流到官府中服的差役，改由官府以所征免役钱募人服役，后推行于全国。熙宁五年（1072）三月，王安石在首都实行市易法，后推行于杭州、广州、扬州等主要城市，由官府收购滞销货物，商贩以财产抵押向官府赊购货物以贩卖，用以限制大商人垄断市场，防止物价暴跌暴涨。同年八月，又实行方田均税法，重新丈量土地，以肥瘠分为五等纳税，以农户实际拥有亩数负担赋税。
王安石进行变法改革的过程中，一些改革派官员置新法中民户自愿原则于不顾，强制推行新法，虚报成绩，互相攻击，争权夺利，乃至贪污腐化不断发生，给守旧派攻击王安石以种种借口；加上宋神宗对于改革有了自己的设想，对王安石的意见也不像改革之初那样言听计从。于是王安石罢相。元丰八年（1085）三月，宋神宗去世，年仅10岁的宋哲宗赵煦即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守旧派首领司马光出任执政，次年又升任左相，而改革派官员纷纷下台。看到守旧派不分青红皂白地废除及将要废除所有新法，改革成果被毁于一旦，本已有病的王安石忧心如焚。同年四月，终于一病不起，享年66岁。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十二 应将王安石变法置入唐宋变革的历史契机中考察。北宋处在中古田制瓦解，契约租佃经济确立的社会转型时期，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思想观念和文化理念等都有所改变……改革的成败得失，绝非改革者的执拗性格使然，也不能单从集团斗争上去寻找原因，必须深入到表面冲突下的时代潜流中去探究。
——摘自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研究史》
材料十三 王安石曰：“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司马光曰：“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讥武帝之不明耳。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桑弘羊能致国用之饶，不取於（于）民，将焉取之？果如所言，武帝末年安得群盗蜂起，遣绣衣使者追捕之乎？非民疲极而为盗贼邪？此言岂可据以为实？”
——据《宋史·司马光传》
材料十四王安石希望做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希望用增加生产和夺兼并之力来改善财政状况。他的变法手段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他更多地重视商品货币的作用。王安石变法思想和变法举措有很大的前瞻性，他的变法思想可以说是我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对中国走向近代的朦胧探索。
——据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基础测评*
(1)依据材料一，说明宋太祖“问计赵普”的背景。宋太祖采纳了赵普的建议后，采取了哪些措施？
(2)材料二作者对此看法如何？
(3)依据材料三指出北宋地方官制呈现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简述该地方官制对北宋王朝产生的影响。
(4)依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宋代中枢权力制衡机制的特点及其局限性。
(5)指出材料五中宋太祖的做法所体现的治国方针，并说明实施这一方针的主要原因。
(6)依据材料六，概括宋代科举制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形成原因。
(7)依据材料九，盟约内容有何特点？指出其维系的基础是什么？
(8)比较材料九、十，指出宋夏和约与宋辽盟约有何不同？其说明了什么？
(9)依据材料十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王安石变法对北宋经济的影响。
(10)依据材料十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
(11)概括材料十二的观点？你如何看待？
*能力提升*
(12)依据材料十三、十四分别指出司马光和马克垚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及理由。
(13)依据材料十三、十四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影响历史评价的因素。
*历史纵横*
(14)依据材料七并结合所学，概括秦至唐地方政府层级演变的基本历程并简析其原因。
(15)依据材料八并结合所学，概括宋朝“路”级制度的特点并分析其影响。
(16)依据上述材料七、八并结合所学，归纳中国古代行政区划层级变迁的规律。
材料 为了克服“养兵”带来的弊端，以及裁减冗兵，节省军费，提高军队的战斗力，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采取了“省兵之策”。首先，政府下令在禁军、厢军中进行考核，不能胜任禁军的降为厢军，厢军中不能担负职责的免为平民，尔后又“诏拣诸路半分年四十五以下胜甲者，升为大分”。又因宋军队数量庞大，与军队服役时间长不无关系，故王安石采取“五十以上愿为民者听之”的对策。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诏废并诸军营”，将“陕西马步军营三百二十七，并为二百二十七”，并且规定“马军额以三百人，步军以四百人”，其后“凡拔并者，马步军营五百四十五并为三百五十五”。自熙宁至元丰，“岁有废并甚众”。
——摘编自徐正华、何建华《试论王安石变法中的军政改革措施》
(1)根据材料，概括指出王安石“省兵之策”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王安石“省兵之策”改革。
材料一 隋朝统一全国后，为了适应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等一系列社会关系的新变化，为了扩大新兴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加强中央集权，用全国统一的标准选各级官吏，用科举制代替九品中正制。科举制源自统治者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以及对士人治国的强烈需求。隋朝创建科举制初始，考试从形式到内容既有鲜明的制度创新性，又有显著的文化继承性；以综合素质考核为主，考试和荐举并举，科目设置比较全面根据专业需要采取与各科相适应的方式；具有厚重的儒家文化特色，重孝重德，重礼重义，重点突出，各有侧重，符合政治用人的一贯标准。隋朝实行的科举制，是对春秋战国以来诸子百家政治文化的选择的继承，是建立在以儒家价值观念为核心基础之上的一种综合素质的考评体系。
——摘编自何宗海《科举制在唐朝的变异及其对后世社会的影响》
材料二 宋代统治者对科举考试非常重视，宋大祖决定在殿上举行复试，加在者试之上，使科举取士变为解试、省试、殿试三级考试，逐级升考、比较严格。取消了唐代以来举士时在品行、职业、服纪等方面的限制。宋太宗定制，举人若与考官有亲戚关系、则别置考场考试。王安石任宰相后，对科学考试的内容着手进行改革。规定进士考试为四场：一场考大经，二场考兼经，三场考论，最后一场考策。殿试仅考策，限千字以内。
——摘编自贾志扬著《宋代科举》
材料三 在19世纪西方文明标准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于个人和社会的不断“进步”。较之西“野蛮”的东方往往被视为停滞不前。为了纠正西方关于中国人“死守传统”的印象，丁韪良多次强调科举制中所体现出的“进步”元素。一方面，中国人自幼年开始读书，经历各个阶段，向秀才、举人、进士等更高层次不断努力的过程，体现了个人对“进步”的追求：另一方面，科举制经历不同历史时代，其考试形式和内容的不断完善，体现了该制度本身的“进步”。更为重要的是，科举制也在制度层面促进了中国社会的整体“进步”。
——摘编自王剑《论丁韪良对中国科举制的评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分析隋朝科举制产生的条件。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科举制改革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科举制中所体现出的“进步”元素。
材料一
 图一春秋战国时期的生产工具 |  图二废井田开阡陌 |
材料二 公元780年，唐朝推行两税法，以国家财政开支所需为总额，所谓“量出以制入”。所有居民在现居地登记，根据财产情况定户等，按户等高低缴纳赋税，“户无主客，以现居为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分夏秋两季征收。“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结果“赋不加敛而增收，版籍（户口册）不造而得其虚实，贫吏不该而好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三 青苗钱利民甚少，害民极多……
——司马光《乞罢青苗钱白扎子》
与今世银行所营之业相近，青苗则农业银行之性质也。
——梁启超《王安石传》
(1)分别提取材料一中两幅图的信息，并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指出二者之间的关系。
(2)根据材料二概括两税法的特点，并指出两税法有何作用。
(3)根据材料三，指出司马光和梁启超对青苗法的评价有何不同。你认为影响历史评价的因素有哪些？
材料一 王安石变法的变法手段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他更多地重视商品货币的作用。……王安石变法是想尽量用经济的办法管理国家财政，反映了宋代商品货币在社会生活中的活跃，也证明王安石的变法思想和变法举措有很大的前瞻性。
——马克垚主编《世界文明史》
材料二 南宋至晚清近800年间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议以否定为主。宋廷南渡以后，宋高宗表示“朕最爱元祐”，要求以元祐史臣的观点重修《神宗实录》，贬斥王安石新法褒奖元祐更化。后世不少史书对王安石变法史实的取舍和评议大都源自重修的《神宗实录》。清人蔡上翔说：“公之受秽且蔓延于千万世，尤莫甚于此书。”（注：元祐，北宋年号，由反对变法的旧党当政；元祐更化，指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推翻王安石变法的事件）
——摘编自李华瑞《九百年来王安石变法评议的演变和发展》
完成下列要求：
（1）据材料一，王安石变法重视商品货币作用的原因是什么?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变法中体现这一特点的措施及其积极影响。
（2）据材料二，概括影响南宋至晚清对王安石及其变法评价的因素。据此说明进行史料研习应注意的问题。
6 . 改革是人类社会克服困难，走向光明的重要途径，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梭伦诗歌
我所给予人民的适可而止，他们的荣誉不减损，也不加多。
即使那些有势有财之人也一样，我不使他们遭受不当的损失。
我拿着一只大盾，保护两方，不让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据优势。
材料二东方文化较高诸邦……以受古代文化之积染既深，种种因袭牵制，改革非易……秦人在文化上之历史，较之东方诸国，亦远为落后，故转得为种种之创新。其实商鞅变法之重要内容，在东方各国，本已早为推行，商鞅不过携带东方之新空气，使西方人迎头赶上一步。而结果则后来居上，新制度之创建，惟秦为最有功焉。
——马非百《秦集史》
材料三魏初风俗至陋……迁都之后，于革易旧俗，亦可谓雷厉风行。……民族根柢，莫如语言，语言消灭，未有不同化于他族者。孝文以仰慕中国文化之故，至欲自举其语言而消灭之，其改革之心，可谓勇矣。其于制度，亦多所厘定。
——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
北魏在中原建立以后，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即如何处理这一广大地区的民族关系，其中包含如何对待汉族的先进生产方式、汉族的文化问题。是继续保存拓跋氏旧的社会制度和旧有的文化习惯，还是捐弃旧俗，接受先进的文化，在新的历史环境中获得新生，北魏的统治者必须作出抉择。
——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四王安石微服赴江宁，遇一老妪喂鸡豕，唤“啰，啰，啰，王安石来！”鸡豕俱来就食。问其故，老妪曰：自王安石为相公，立新法扰民。妾孀居二十年，也要出免役、助役等钱，钱既出而差役如故。妾本以桑麻为业……今桑麻失利，只得蓄猪养鸡，等候吏胥里保来征役钱，或准与他，或烹来款待他，自家不曾尝一块肉。故此民间怨恨新法，入于骨髓。
——据《京本通俗小说·拗相公》
（1）根据材料一，指出梭伦倡导的价值取向。结合所学知识，选取能体现这一理念的改革措施加以说明。
（2）根据材料二，指出商鞅变法的有利条件。这些条件使秦国变法呈现怎样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三和所学知识，举例说明商鞅变法与北魏孝文帝改革分别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并指出两次改革“除旧布新”的不同形式，及其对历史发展所起的相同作用。
（4）根据材料四，概括说明王安石变法过程中出现了哪些问题。综合上述材料，分析影响改革效果的基本因素。
7 . 材料 庆历七年（1047年），王安石调任明州（今浙江宁波）郡县知县。鄞县本是个、水利资源十分丰富的鱼米之乡，居然“旱辄连年”。其缘故固然在于水利工程年久失修，但王安石进而发现其深层原因则是“吏者因循”，“人力不至”，官吏甚至与豪强勾结，侵占、破坏水利资源。因此，他一方面加强廉政建设，奖惩结合，提拔廉吏；另一方面把抗旱作为第一要务，在全县范围内组织民众掀起水利建设热潮。其后鄞县“旱则滴水如油，涝则民居漂没”的问题大大缓减。鉴于鄞县无官学，王安石在这里创建了鄞县县学，并聘请名师主办。为了改变鄞人“信巫而不信医”的状况，他将朝廷颁布的医书《善救方》“刺石，树之县门外左”。当时两浙转运使司厉行损害百姓利益的禁盐之政，王安石拒不施行，且上书转运使为民请命。王安石离任后，民众“常相与传诵其事，指其迹而怀思之”，甚至为其立祠，以祭祀之。
——摘编自张邦炜《王安石的鄞县施政与熙宁变法之异同》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王安石鄞县施政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王安石鄞县施政的影响。
材料 庆历七年(1047年)，王安石调任鄞州（今浙江宁波）知县。鄞县本是个水利资源十分丰富的鱼米之乡，居然“旱辄连年”。其缘故固然在于水利工程年久失修，但王安石进而发现其深层原因则是“吏者因循”，“人力不至”，官吏甚至与豪强勾结，侵占、破坏水利资源。因此，他一方面加强廉政建设，奖惩结合，提拔廉吏；另一方面把抗旱作为第一要务，在全县范围内组织民众掀起水利建设热潮。其后鄞县“旱则滴水如油，涝则民居漂没”的问题大大缓减。鉴于鄞县无官学，王安石在这里创建了鄞县县学，并聘请名师主办。为了改变鄞人“信巫而不信医”的状况，他将朝廷颁布的医书《善救方》“刻石，树之县门外左”。当时两浙转运使司厉行损害百姓利益的禁盐之政，王安石柜不施行，且上书转运使为民请命。王安石离任后，民众“常相与传诵其事，指其迹而怀思之”，甚至为其立祠，以祭祀之。
——摘编自张邦炜《王安石的鄞县施政与熙宁变法之异同》
(1)根据材料，概括王安石鄞县施政的内容并指出其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王安石鄞县施政的作用。
材料一 宋高宗绍兴四年（1134年），宗正少卿范冲上奏称：王安石“自任己见，非毁前人，尽变祖宗法度，上误神宗皇帝。天下之乱，实兆于安石，此皆非神祖之意……安石顺其利欲之心，使人迷其常性，久而不自知……其学为异端邪说'于学不正''杂糅佛道'或'学本出于刑名度数。上曰："极是
——摘编自（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材料二 1735~1991年西方学者关于王安石变法的研究成果（部分）
| 时间 | 作者及著作 | 主要观点 |
| 1735年 | 法国传教士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 | 在提及王安石与富弼关于天变的争论中，他强调富弼否定了王安石关于“天变不足畏”的说法，而且杜赫德认为“备受崇敬的司马光坚定地反对这住鲁莽而诡诈的大臣的一切措施” |
| 1902年 | 加拿大学者福开森《王安石》 | 他认为当时的中国比西欧更加和平和繁荣，王安石的改革方案具有了尝试的可能。王安石重视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更关注社会生活的物质和实际的方面而不是知识和道德，并将其与赫胥黎相提并论 |
| 1936年 | 德国汉学家福兰阁《中国上古中古之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政策》 | 福兰阁将王莽和王安石的改革称之为“国家社会主义”而给予高度评价，认为王安石“所处时代与近代西洋的统治制度相类似”。福兰阁在思想倾向上有“崇法反儒”的倾向，这和德国国家主义思潮的高涨有密切关系 |
| 1959年 | 美国学者刘子健《宋代中国的改革一王安石及其新政》 | 作者将王安石思想放在整个北宋政局的变动中来分析，强调王安石具有理想主义色彩，其目标是通过理想的官僚制来建立道德社会，并且，作者认为“新政对国家财政的促进远远大于带给人民的利益” |
——摘编自张呈忠《近三百年来西方学者眼中的王安石》
(1)根据材料一，指出南宋君臣对王安石变法的看法及依据。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8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对王安石变法研究的特点。
材料一 王安石变法态度坚决，与神宗力图富强的愿望相契合。王安石吸取庆历新政的教训，认为为政治国重在立法，改变时弊尤要“立善法”，法度立而道术明，上下各安其位。“有司议罪，唯当守法”。如果断案不依法律，人们就会手足无措。在王安石看来，人才与法度紧密联系，“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虽然王变石变法没有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但“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
——摘编自胡昊宇《论王安石的行政法制思想》等
材料二 南宋儒学家多斥责王安石新学为异端邪说，认为它“于学不正”“杂糅佛道”，强调废祖宗法令“遂致邻敌外衡”“中原陷没”“皇舆僻寄于东吴”。而陆九渊作《荆国王文公祠堂记》予以回应，称：“公以盖世之英，绝俗之操，山川炳灵，殆不世有”“指陈时事，剖析弊端，枝叶抉竦，往往切当”“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公之志也”。陆九渊的文章并未涉及北宋灭亡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并没有把宋亡归咎于王安石变法。
——摘编自李华瑞、水潞《南宋理学家对王安石新学的批判》
（1）根据材料一，概括王安石变法的有利条件及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陆九渊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