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历代盛行的官营作坊，在明清时期受到冲击。江南城镇附近农户不事农耕，“尽逐缓绸之利”，渐成风尚，城镇中“络玮机抒之声通宵彻夜”的情形亦载于史籍。明万历年间，仅苏州丝织业中受雇于私营机房的职工就有数千人，是官局的两三倍。清初在苏州复置官局，设机800张，织工2330名。至康熙六年（1667年）缺机170张，机匠补充困难，而同一时期苏州民机不少于3400张。“家杼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已。”

——摘编自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材料二：在洋布畅销的情势下，90年代以后，中国官商也开始自设机器织布厂。先是上海设机器织布局，后来湖北也设立了机器织布局，开始在本土生产机织布。此后至20世纪初的一二十年间，各地商人纷纷开设机器织布厂。仅在1897-1912年的十五年间，全国各地就新开设机器织布厂约六十家……掀起了一股设厂热潮……从此，民间俗称的“洋布”不再只是指由外洋输入的外国棉织品，而成为以新式机器纺织的机织布的通称。

——摘编自李长莉《洋布衣在晚清的流行及社会文化意义》

材料一：手工业是中国古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原始社会晚期，中国的手工业就已经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西汉时期，在齐郡设置的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到明代前期时，官营手工业占用的工匠已多达三十余万人。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了许多新部门，同时古代中国手工业生产有着大量的发明创造，如造纸术、印刷术等；也有着长期领先于世界的各项技术，如冶金技术中的灌钢法；同时古代中国陶瓷、纺织、漆器等手工业中令人惊叹的精湛工艺水平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摘编自黄文莲《中国手工业发展的特点》

材料二：在近代中国，无论城市的还是乡村的手工业，也无论是手工工场还是家庭手工业，大多是在商业资本的支配下徐徐发展。从1875年的磁州煤矿到1890年的大冶煤矿，在中国第一代的14家新式煤矿中，无一由原来手工采煤的土窑业转化而来。在商人包买主广泛控制下的手工棉纺织业，也无一演变为资本主义的机器纺织工人。中国近代手工业在进入20世纪之后，一些手工工场开始使用机器。近代手工业的发展，始终以分散的个体生产为主体，没有摆脱“悉听小民自为”的家庭生产之境况。

——摘编自陈庆德《中国近代手工业的发展趋势》

材料一：由于植棉的普遍和棉纺织技术的提高，至明代中叶，上海地区已经是全国棉纺织中心松江府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仅是纺织中心，而且是棉布和棉花的集散地。到清朝初年，上海的棉纺织业，号称“衣被天下"。到十八世纪中叶，上海的棉纺织业，在工具上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当时已经有棉布的包买商出现，时人叶梦珠说:“前朝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在松江府西郊开设的百余家暑袜店，商人将原料发给“合郡男妇”制造，制成后交回店中，计件或计时给予报酬。

——摘编自张家驹《黄道婆与上海棉纺织业》

材料二：随着贸易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江南棉商强烈感受到国际市场的挑战。江南棉商走出了一条既充满荆棘坎坷又富有竞争和进取，既蕴含着历史传统又富有近代意识的独特发展道路。交易方式上既有如交易所式的近代交易方式，也不乏沿街售卖的古老买卖形式，棉花品质判定上既有精准的数字标准化核定，也有完全依靠棉商经验的定夺，加工方式上既有先进的机器轧花，也有古老的人工轧花，这充分体现了中国近代商业贸易所呈现的多元结构和转型形态。其演变的动力“既有来自西方文明的示范和挑战，也与自身的生存环境和所具有的独特内涵密切相关，是外来冲击与内在逻辑的合力推动”。

——摘编自于新娟《挑战与机遇：近代国际化背景下的江南棉商》

材料一   明初，朱洪武课民种桑，盛泽开始有村落，“居民止五六十家”。至明熙、宣间，邑民始渐事机丝，犹往往雇郡（苏州）人织挽，成、弘以后土人亦有精其业者，相沿成俗。嘉靖时，盛泽“居民百家，以锦绫为市”，开始成为四乡丝织品的集散地。清初发展更为迅速，户口日增，康熙时，“居民万有余家，蕃阜气象，诸镇指为第一”。明清时期盛泽还出现了“有力者雇人织挽”“中元夜四乡佣织多人……汇集东庙”的现象。

——摘编自姚天祜《明清时期的丝织巨镇——盛泽》

材料二   早在19世纪上半期，欧美丝织业的迅速发展带动了对中国生丝的需求。《南京条约》签订后，中国被迫对外贸易，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市场体系的扩大。从规模和影响最大的蚕丝业和织布业来看，几个乡村工业核心区的形成和发展也都得益于此。从19世纪、20世纪之交开始，在一些原始工业基础较好的地区，传统的乡村工业开始吸收现代工业文明的成果，在生产组织形式的演进方面，发生许多实质性的变化。不仅传统家庭经营组织的内涵发生改变，手工作坊和手工工场有了新的发展，而且包买商制度蓬勃兴起，各种类型的合作制也开始出现。

——摘编自于秋华《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生产组织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