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洪武五年（1372年），明太祖因高丽朝贡使者往来频繁，告谕中书省限制其贡期及贡品数，“宜令遵三年一聘之礼……所贡方物止以所产之布十匹足矣”。同时亦将此意转谕安南、爪哇、真腊等国。进京朝贡的人员住在会同馆，“旧例各处夷人朝贡到馆，五日一次放出，余日不许擅自出入，惟朝鲜、琉球二国使臣则听其出外贸易，不在五日之数。”明政府还规定了各国入贡的贡道，要求朝贡船停泊在指定的港口，按规定的路线将贡品运送至京。

——摘编自李金明《试论明代外朝贡贸易的内容与实质》

材料二   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渔民被台湾土著杀害，出兵台湾。清政府郑重指出：台湾、琉球“二岛俱我属土……裁决固在于我”。1883—1885年中法战争后，法国占领越南。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被迫承认朝鲜“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故凡有亏损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绝”。自此，晚清封建宗藩体制彻底崩溃。

——摘编自林龙飞《晚清宗藩体制的解体》

材料三   1949年在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向各国政府宣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随后，中国政府采用灵活的方针处理外交问题，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不经谈判即行建交的办法；对民族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先谈判后建交的原则，在对方明确表示不承认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再就建交具体问题进行磋商；对于美、英、法等国，则不急于采取行动与它们建交。新中国这一时期的外交政策反映了新中国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特别是同邻国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的真诚愿望。

——摘编自于化民《“三大政策”与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外交》

材料一   1840年前，中国没有专门管理涉外事务的机构，理藩院既管理少数民族事务又管理涉外“朝贡”事务。中国外交体制演变，始于“五口通商大臣”设立，后来随通商口岸扩展，设置南洋通商大臣、北洋通商大臣，负责管理对外通商事务。1861年，咸丰帝迫于英法压力，成立总理衙门，它是专管洋务及外交事务的中央机构，中国外交体制重大变化。1877年，清政府在英国设立领事馆，它是中国在海外设立的第一个领事馆。中西交往中，清朝放弃了“谕”“批”等居高临下的回复夷书定例，改用“照会”样式。1901年，外务部设立，它厘定使节职制，制定外交规章，重视外交官培养，中国近代外交体制正式确立，这对促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有积极作用。

——摘编自《外交近代化》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列强在华特权，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屈辱外交，先后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个世界、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等影响深远的外交理念，形成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格局，赢得国际社会高度赞誉。改革开放后，我国实行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和平外交政策，与世界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十八大后，党中央开创性提出全球治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外交新理念，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路，为人类社会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软实力显著提升。70年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外交始终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为我国发展营造了良好外部条件。

——摘编自《新中国外交70年:成就与启示》

材料一中国古代军事人才的培养与选任随时代变化而不断调整。西周“六艺”重视射、御。唐代设立武举，测试骑射、负重等。两宋至明代都延续武举，并设置武学。

就武举而言，两宋“以策（论）为去留，弓马为高下”，“凡武举，始试义、策于秘阁，武艺则试于殿前司，及殿试，则又试骑射及策”。由于统治者重文轻武，宋代士人有能力应进士举者，不屑于应武举。明弘治六年（1493）规定，武举“六岁一行，先策略，后弓马，策不中者不许骑射”。然而明代武职多荫袭，武举只是补充形式。

就武学而论，宋代武学“设教授以文武臣熟知兵事者充任……视看人材、试验弓马，合格者始许入学”。其教学内容除弓马武艺外，尤其重视“习诸家兵法，教授纂次历代用兵成败、前世忠义之节”。明代武学则增加了《论语》《孟子》等作为主要教材。

——据《宋史》《明史》等

材料二“以弧矢定天下”的清王朝，武举渐以骑射、技勇为重。嘉庆年间改策论为默写武经百余字即合格。而武官选任则以行伍出身为正途，武举出身次之。就军事教育而言，清廷不再专设武学，而是在官学设立武学教习教授生员。

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先后创办福州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等新式学堂。其课程主要教授数、理、化等自然科学知识，以及新式炮台和营垒的构筑方法等工程技术。编练的新军按才学品行优劣、训练勤惰、考核成绩高低决定赏罚，排以上的军官须由军事学堂出身者担任。

——摘编自《中国大通史》等

材料一   1872年8月，第一批留美幼童30人在监督陈兰彬等带领下启程赴美，在此后的三年，又有90名幼童分批赴美。他们年龄最大者16岁，最小者10岁。中国第一波留学运动后因封建守旧人士的破坏而半途夭折，但这批留美学生日后大都成为中国各个领域的骨干力量。有学者统计，这批留美学生中，从事工矿、铁路、电报业者有30人，其中矿师9人，工程师6人，铁路局长3人；从事教育者5人，其中大学校长2人；从事外交、行政者24人，其中领事、代办以上外交官12人，外交总长1人，内阔总理1人；从事商业者7人；从事海军者20人，其中海军将领14人。

材料二 20世纪初出现了大批中国学生涌向日本留学的热潮。……中国人前往日本留学的多数是青年学生，也有王公贵族、秀才举人、在职官员，甚至缠足女子、白发老翁亦不甘落后。有的夫妇同往，有的父子、兄弟相随，还有全家、全族留学的情况。

在留日学生中间，许多人参加了革命组织或改良运动。孙中山的同盟会成立于日本东京，早期骨干也以留日学生为主。其他如光复会、自立军，也都以留日学生为主要力量。后人曾对此评价说：“当吾华似醒非醒、初醒之际，新欤旧欤彷徨奠定之时，有日本留学生之书报，有日本留学生之詈骂，有日本留学生之通电，以致通国之人为之大醒。已明者因而更明，顽固者因其詈骂而醒悟，前进者有其驱策而更前，后退者有其鞭策而前进。”

——摘编自张海林《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

材料一 轮船招商局是中国最早的现代性企业之一，也是近代第一家股份公司制企业、规模最大的轮船航运企业。1873年1月，李鸿章命人筹办招商局，以容同等人所著的《联设新轮船公司章程》为基础，面向社会公开募股，其所发行的股票也被称为“中国第一股”。甲午战争以后，外资获得了在华直接设厂的权利，中国朝野从挽救危亡、抗衡外资扩张出发，兴起了一殷实业救国的潮流。接着，清延在遭受八国联军沉重打击后，又进一步提出振兴工商政策，出现了近代中国的第一次官企改归商企的潮流，招商局就是在这种潮流中开展改制之路的。

——摘编自虞和平、吴鹏程《清末民初轮船招商局改归商办与官商博弈》

材料二 辛亥革命后，招商局利用有利时机与官方展开了三次博弈，争得了完全自主用人、独立处置产权的权利，最终实现了完全商办。北洋军阀混战期间，招商局长江航行船只常被军阀扣留，用作运兵打仗，几无盈利可言，船只受损，近乎报废。1930年国民政府借口整顿局务，将招商局改为国营，1932年又改属交通部。1937年抗战爆发，招商局总部迁至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再迁重庆，抗战胜利后再迁上海。到1947年11月，招商局只剩下大小船只460艘，33万吨位。1949年4月上海解放，招商局由上海市军管会接管，从此归新中国所有。

——摘编自谢俊美《轮船招商局兴衰启示录》

材料一 中国虽然是陆海复合国家，但政治中心在元朝以前，长期滞留于黄河中上游地区，元代以后，才移到东部(南京—北京)。独特的地缘政治环境，加上中国传统的塞防思想，造成历代统治对海防的重要性缺乏认识。⋯⋯两次鸦片战争后，李鸿章根据西方海洋战略理论，提出了海疆策略“唯有分别缓急，择尤为紧要之处，如直隶之大沽、北塘、山海关一带，系京畿门户，是最要。江苏吴淞至江阴一带，系长江门户，是为次要。盖京畿为天下根本，长江为财赋区，但守此最要、次要地方，其余各省海口边境略为布置，即有挫失，于大局尚无甚碍。”这标志着清政府开始了由原来单一“坚船利器”海防观念向全方位的海防观念转变，由原来被动的防御战略向主动的海防战略转变。从1880年起的十余年里，在李鸿章筹划下先后兴建了大沽、旅顺、威海等海军基地。⋯⋯中法战争后，各地督抚亦纷纷陈奏，掀起了海疆防御的大讨论。张之洞提出要设立北洋、南洋、闽洋、粤洋四大海军；李鸿章认为“选将储才之法，尤为至要至急”，为此要多办学堂鼓励有识之士学习海军，并提倡去国外留学。自此以后，清政府开始明确将加强海防确立为国家全体系的重中之重。

——摘编自郭渊《海疆危机与近代中国的国家构建

材料二 世界主要海权国家崛起的模式

[资料来源：根据辛向阳《霸权崛起与挑战国家范式分析》一文中的内容整理而成，参考《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年第4期。]

中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列强炮舰面前遭受的屈辱一直激励着我们要成为一个海上强国的决心。但是，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发展军力是为达成国家的战略目的，而不是为了满足海上强国梦”

——摘编自刘中民《海权发展的历史动力及其对大国兴衰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