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中国是礼仪之邦，传统的相见礼为疏拜礼，拜神佛、天地、君主、上级、父母长辈等均用此礼，这种旧礼制浸透了封建等级观念和伦理规范。民国成立后，南京临时政府对旧礼制进行改革。当时铁路沿线地区不少县志上都有记载：“民国以来，相见均行脱帽鞠躬礼，而长揖、请安之俗遂废”。随着铁路的延伸，西式婚礼不仅在上海、广州等受西方文化影响较多的城市中推广，铁路沿线的乡镇及农村，推行文明婚礼的也逐渐增多。如南满铁路线上的铁岭县，“近年又多行文明式结婚。延里中之长者为证婚人，设礼慕于堂，并设证婚人、介绍人、男女主婚人及男女来宾位次……证婚人展读证书，为之（新婚夫妇）交换饰物，新郎新妇行相见礼，随盖章，证婚人等依次盖章，作乐，唱歌，礼成”。在婚俗方面，沪宁铁路“路局中人为了人情味和生意眼”，率先推出“蜜月车”，把车厢“装饰得花团锦簇”，并尽量为新婚夫妇提供方便。

——摘编自张之敏《中国近代铁路发展的社会文化史研究》

材料一   一战爆发助推了中国日益觉醒的、参与国际化的民族主义。梁士诒、顾维钧等人力主参战，强调参战可以使列强重视中国，促使中国加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且一旦协约国获胜，中国也将以战胜国身份收回战败国德国等在华特权。在他们的推动下，北洋政府于1914～1915年三度向英法表态希望参加协约国一方作战，但未获支持。1916年索姆河战役打响，协约国劳动力资源严重不足，英法态度转变，希望中国派遣劳工赴欧洲从事战勤及后方保障工作。为此，梁士诒为北洋政府谋划了一个“以工代兵”的良方：“中国财力兵备，不足以遣兵赴欧，如以工代兵，则中国可省海陆运输饷械之巨额费用。而参战工人，反得列国所给工资，中国政府不费分文，可获战胜后之种种权利。”

——摘编自王平贞、赵俊杰《一战百年：华工赴欧启示录》

材料二   有关史料记载，中国自1864年到1913年的50年中，共计输出695.5亿两，输入932.4亿两，入超数达236.9亿两。国内实业不兴，失业人数日益增多，社会动荡。此时华工赴欧计划的提出，一方面为协约国提供了丰富人力资源，另一方面缓解国内日益严重的就业压力。

——摘编自姚娜《一战期间中国政府派遣华工赴欧动因析》

材料三   首先，华工赴欧参战，既充当了北洋政府寻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载体，又为中国后来参战创造了条件，进而为战后中国参加巴黎和会提供了良机。其二，华工成为百年前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实现国际化战略以及国家认同理念的重要环节。华工在参战之余，接触到了欧洲先进的文明及科学技术，也受到西方自由民主法治思想的熏陶，他们开始自珍自爱、关注祖国的前途命运。回国后，他们成为西学及实业知识的宣传者，有的还转变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其三，华工爱国自强、勇于献身的情操，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后来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的知识精英们，他们中的杰出代表周恩来、邓小平，均在留法期间确立了自己为之奋斗终生的革命理想。1919年中国爆发的“五四运动”以及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兴起的新式工人运动，皆同一战赴欧华工有密切的关联性。

——摘编自王平贞、赵俊杰《一战百年：华工赴欧启示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