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大学本质上和小学、中学等不属于同一类型。大学比绝大多数人想象的要重要得多，它到底哪儿重要呢？“必须强调，大学这一机制实际是中世纪的发明”，大学是一个社会最基础的当然也就是最重要的知识生产机制。大学一开始是一个买卖知识的地方，买卖的对象是法学的知识，第一个大学就是以法学院闻名的博洛尼亚大学（创立于公元1088年）。教授们把查士丁尼制定的《国法大全》拿过来当材料研究，使得法学知识得以系统化地生产，法律因此厚重地重新覆盖了整个西方。
大一统的王朝不可能有大学，只会有国子监，读书人不是去那里买知识，而是去接受内容完全确定的培训，成为权力系统需要的接班人。大学和这种教育机构内在的逻辑完全不是一回事。
——摘编自李筠《中世纪：权力、信仰和现代世界的孕育》
材料二 进入20世纪后，西方历史学的危机开始展现。局限于文字史料的民族国家历史书写造成了领域的狭窄化，追求客观写史的理论在实践中遭遇质疑，对历史学学科性的强调排斥了历史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交流。从19世纪到20世纪，社会学、心理学、地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纷纷形成并兴起，丰富了人们对社会的认识，暴露出传统史学对社会历史的解释不足与缺陷。更为重要的是，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推动了西方社会的民主化和世俗化进程，普通群众在社会生活中作用和影响日益加强。资本主义工业化、现代化所引发的各种弊端，迫使人们重新审视和反思西方文明及其价值观念，重新思考直线的历史进化模式。在新技术革命推动下，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由此造成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发生深刻变化，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知识界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产生很大影响，这都使西方进步的历史学家逐渐转向政治以外的其他人类生活领域，以布洛赫等人为代表的法国年鉴学派应运而生。
——摘编自樊江宏《法国年鉴学派研究》
材料三 梁启超指出，中国旧史学有“四弊”和“二病”。四弊为：“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吾党常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中国之史……质而言之，则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耳。夫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今史家多于鲫鱼，而未闻有一人之眼光能见及此者。”“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语曰：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夫陆沉我国民之罪，史家实尸之矣。”“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史之精神为何？曰理想是已……今中国之史，则呆然曰：某日有甲事，某日有乙事.……是中国之史，非益民智之具，而耗民智之具也”；“二病”为：“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往往有读尽一卷，而无一语有入脑之价值者。”“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中国数千年，惟有政治史，而其他一无所闻。”
——整理自梁启超《新史学》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指出国子监在中国古代教育中的地位和大学区别于国子监功能的关键词，并分析中世纪欧洲出现大学的背景。结合所学，概括大学教育的历史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法国年鉴学派兴起的背景。
(3)结合材料三，分析中国新史学的目标。综合材料二、三，列举两种“新史学”。
材料一 汉武帝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目前所见最早而确切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出处，是蔡元培于1910年所著《中国伦理学史》。1916年，易白沙在《青年杂志》上发表《孔子评议上篇》，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进行了论述。这一观点，为清末民初的学者所普遍接受，其影响直至上世纪90年代。近年来，不少学者对这一观点提出了疑问。
【资料夹】
①关于董仲舒：司马迁（前145年或前135年～不可考）曾问学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在《史记》中以三百余字简述其生平，对其学术成就，仅说：“终不治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
②关于《春秋繁露》：《春秋繁露》是董仲舒代表作，其中多篇以“阴阳”或“五行”命名，如《五行对》《五行之义》《阴阳位》《阴阳义》等，除阴阳家外，董仲舒思想又杂有道、法、墨等成分，如道家的顺应天道、清静无为，法家的君尊臣卑、循名责实，墨家的天志、尚同、明鬼等，均被董仲舒吸收改造。
③关于“罢黜百家”：班固（公元32年～公元92年）在《汉书·武帝纪》的中说：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
④关于汉代诸子之学：近代学者吕思勉考察《汉书·艺文志》指出“诸子十家，惟名、墨二家无秦、汉人著述；《兵书略》中《兵阴阳家》及《数术略》《方技略》各四家，有无秦、汉人著述不明；余率皆有，或颇多。”又根据《史记》《汉书》《三国志》探讨诸子百家在秦。汉传承，指出：“秦、汉之世，百家之学，见于《史》《汉》《三国志》纪、传者如此。令《汉志》所载之书观之，诸学之未尝废绝；弥可见矣。安得谓一经汉武之表章罢黜，而百家之学，遂微不足道邪？”
【人教社普通高中教材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表述调整】
董仲舒适应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并付诸实行。
——《历史必修③》（2004年版）
汉武帝继位后，加强中央集权……思想上，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尊崇儒术。此后，儒学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中外历史纲要（上）》（2019年版2022年印刷）
材料二 正因为新文化运动是从多元的文化观念出发，来批判儒家思想或文化的，因此，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派，他们在批判儒家思想或文化的同时，又特别重视对中国历史上那些被儒家视之为异端邪学而受到打压的各种主义、思想、观念、学说、思潮和流派的发掘和研究，并以此希望再现春秋战国时期的“九流并美”、“百家争鸣”的局面。陈独秀在《宪法与孔教》一文中指出：“旧教九流，儒居其一耳。阴阳家明历象，法家非人治，名家辨名实，墨家有兼爱节葬非命诸说，制器敢战之风，农家之并耕食力，此偕国粹之优于儒家、孔子者也。”因此，他主张开展对儒家之外的其他各家各派的研究。一位名叫李杰的读者曾致信陈独秀，建议《新青年》在“辟孔”的同时，应“提倡古人言论学说之有益于现代、与孔子相反者”。在他看来，“古人学说之最合于现代者，莫庄、墨若。墨子兼爱，适合于近世所谓社会主义，而为大同之基础。庄子学说，系纯摧残君权，扶植民权”。陈独秀在回信中，不仅完全赞成李杰的建议，而且还认为除庄、墨之外，农家的代表人物许行的学说也有益于现代，值得提倡，“墨子兼爱，庄子在宥，许行并耕，此三者诚人类最高之理想，而吾国之国粹也”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191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蔡元培在“序言”中称该书有四大特点，其中第三大特点是“平等的眼光”，即是说胡适摒除了正统与非正统的观点，把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家学说都放在平等的位置，既不是儒非墨，也不是墨非儒，而是认为“老子以后的诸子，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短处，都还一个本来的面目，是很平等的”。
——郑大华《五四新文化运动：“多元的文化观念”》
材料三 在西安，儒庙得以修复，成为历史博物馆。在曲阜，修整一新的孔庙和孔林被保护起来。1962年4月传统的清明节，成千上万的祭拜者涌到那里，官方设计的从孔林到孔庙的沿线途中，犹如赶集一般（有人曾建议将孔林作为麦加和耶路撒冷那样的儒教祭祀圣地）。
“人民”虽没有放弃对“旧文化”创造者们的敌意，但他们认识到这些文化已为自己所控制。如同列宁格勒的“修道院”一样，全中国的宫殿、庙宇和各种各样的历史遗迹、遗物——这些东西原本与共产主义原则格格不入——一律为共产主义者拥为己有，并失去了原有的负面作用，其原物受到保护。
——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
(1)运用资料夹中的材料，对汉武帝是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进行探讨。人教版普通高中教材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表述也做了相应调整，试分析这一调整的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新文化运动对中华文化发挥的作用。
(3)根据所学，以博物馆为例，简述江浙沪地区对中国近代文化事业发展的推动作用。材料三 展现的是列文森提出的著名的“博物馆理论”的一部分。仔细阅读材料，概括儒教文化在列文森笔下的共产主义中国的“类博物馆”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