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有不少学者对爱因斯坦的学说持怀疑态度。1919年，英国科学家爱丁顿对日全食的观测结果证实了爱因斯坦的理论，引起巨大轰动，世界范围的爱因斯坦热接踵而至。荷兰、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先后邀请他前往讲学。在中国，梁启超发起成立的讲学社曾拟邀请爱因斯坦来华讲学。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亦发出邀请，并得到其本人应允。虽然爱因斯坦因故未能成行，但相对论却在中国广泛传播。从1917年到1923年，各种报刊登载相对论的论著、译文、通讯、报告和文献不下百篇，出版译著15种左右。
——摘编自阿尔布雷希特·弗尔辛《爱因斯坦传》等
材料二 爱因斯坦热在中国方兴未艾之际，正是国内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问题论战正酣之时。以梁启超为代表的部分知识分子认为，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明，前者以道德文明为核心，后者以科学精神为核心。梁启超前往欧洲考察一年多，1920年回国后写道：“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那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我们在天的祖宗、三大圣（孔子、老子、墨子）和许多前辈，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业，正在拿他的精神来加佑你哩。”
——摘编自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等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当时中国知识界对西方科学的态度，并予以评析。
材料一 1601年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获准进入北京······尽管没有得到皇帝批准传教的正式文件，但却得到了事实上的默认。据统计，“在200年时间里，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共有456人······出版了成百上千部中文著作”，“其输之科学，有天文、历算、地舆、炮铳、水利及格物致知之学。”
——杨志文《耶稣会与西学东渐》
材料二 罗马教皇禁止中国天主教徒遵守中国政令习俗，比如“祖先崇拜”、“儒学崇拜”等。康熙帝对此批示：“今见来臣告示，竟是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1700年，康熙帝宣布禁教，驱逐传教士。乾嘉禁教之后，清政府闭关锁国已成定局。“西学东渐”的星星之火终究未能形成燎原之势。
——骆利红：《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评述》
材料三（清末民初）由于上海的特殊地理位置，各路人才在这里汇聚，不仅有众多兼通近代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教士，而且还有一批中国的优秀知识分子。······从西译著作中，由自然界引申到人类社会，使当时处于惆怅的中国多了一份思考和选择。如严复先后翻译了《天演论》《国富论》《论自由》、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等，使梁启超、康有为等力主改革和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激动不已，似乎从中悟出了中国的某种道路。鲁迅知有新书《天演论》出版，便花了500文钱买了一本，读后顿觉眼界大开。鲁迅想以科学救国和他从事文学的唤醒民族的思想底蕴是完全一致的。
——陈敬全、朱新轩《上海在西学东渐中的地位和作用》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特点，并指出此时“＊西学东渐＇的星星之火终究未能形成燎原之势”的原因。（2）根据材料三，概括清末民初“西学东渐”较之材料一、二中“西学东渐”的新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这种新变化对中国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