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张海鹏认为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呈现出由“沉沦”到“上升”的“U”字形发展过程，在“沉沦”与“上升”中间有一个过渡期（1901—1920年），这就是“沉沦”的谷底、“上升”的起始时期。

——据《中外历史纲要（上）》整理

材料一   大学本质上和小学、中学等不属于同一类型。大学比绝大多数人想象的要重要得多，它到底哪儿重要呢？“必须强调，大学这一机制实际是中世纪的发明”，大学是一个社会最基础的当然也就是最重要的知识生产机制。大学一开始是一个买卖知识的地方，买卖的对象是法学的知识，第一个大学就是以法学院闻名的博洛尼亚大学（创立于公元1088年）。教授们把查士丁尼制定的《国法大全》拿过来当材料研究，使得法学知识得以系统化地生产，法律因此厚重地重新覆盖了整个西方。

大一统的王朝不可能有大学，只会有国子监，读书人不是去那里买知识，而是去接受内容完全确定的培训，成为权力系统需要的接班人。大学和这种教育机构内在的逻辑完全不是一回事。

——摘编自李筠《中世纪：权力、信仰和现代世界的孕育》

材料二   进入20世纪后，西方历史学的危机开始展现。局限于文字史料的民族国家历史书写造成了领域的狭窄化，追求客观写史的理论在实践中遭遇质疑，对历史学学科性的强调排斥了历史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交流。从19世纪到20世纪，社会学、心理学、地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纷纷形成并兴起，丰富了人们对社会的认识，暴露出传统史学对社会历史的解释不足与缺陷。更为重要的是，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推动了西方社会的民主化和世俗化进程，普通群众在社会生活中作用和影响日益加强。资本主义工业化、现代化所引发的各种弊端，迫使人们重新审视和反思西方文明及其价值观念，重新思考直线的历史进化模式。在新技术革命推动下，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由此造成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发生深刻变化，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知识界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产生很大影响，这都使西方进步的历史学家逐渐转向政治以外的其他人类生活领域，以布洛赫等人为代表的法国年鉴学派应运而生。

——摘编自樊江宏《法国年鉴学派研究》

材料三   梁启超指出，中国旧史学有“四弊”和“二病”。四弊为：“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吾党常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中国之史……质而言之，则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耳。夫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今史家多于鲫鱼，而未闻有一人之眼光能见及此者。”“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语曰：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夫陆沉我国民之罪，史家实尸之矣。”“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史之精神为何？曰理想是已……今中国之史，则呆然曰：某日有甲事，某日有乙事.……是中国之史，非益民智之具，而耗民智之具也”；“二病”为：“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往往有读尽一卷，而无一语有入脑之价值者。”“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中国数千年，惟有政治史，而其他一无所闻。”

——整理自梁启超《新史学》

材料   张海鹏认为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呈现出由“沉沦”到“上升”的“U”字形发展过程，在“沉沦”与“上升”中间有一个过渡期（1901—1920年），这就是“沉沦”的谷底、“上升”的起始时期。

图1《辛丑条约》签订现场                            图2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军阀割据示意图       

——据《中外历史纲要（上）》整理

材料   以“文明的碰撞与融合”为主题的某研究性学习小组展开了相关的理论学习与史料搜集工作，形成如下学习笔记。

某同学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中国发生了社会转型，中国真的社会转型了么？

材料一我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先生狱中所作诗，却并不难懂。这使我感动，也至今并没有忘记，现在抄在下面……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糕。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1906年6月出狱，即日东渡，到了东京，不久就主持《民报》。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而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往）……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

——摘编自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材料二

——摘编自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

材料   (民国)史学的面目，是颇为新颖的。它所以比前期进步，是由于好几个助力: 第一是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的输入，尤其是考古学上的贡献，新的考据论文，史料的整理，也比从前要有系统得多。第二是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逃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还有自从所谓“唯物史观”输入以后，更使过去政治中心的历史变成经济社会中心的历史。还有新史料的发现、欧美日本汉学研究的进步、新文学运动的兴起也都是重要助力。

——摘编自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 (1945年)

史料一   吾国今日道德之根本问题，乃在革除昔日一本不易旧道德之观念，而建设今日因时制宜新道德之标准。就目前之情势观之，应规定者约有三事：（一）注重人道主义以平等博爱诸德实行之；（二）发达个人之利己心。……则发达利己之心，实为完成人道主义之根本。人道主义其鹄的，利己主义其经程也；（三）主张极端之自由思想。

——吴康《论吾国今日道德之根本问题》

史料二   吾人果欲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欲于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以收新旧调和之效，自家冲撞，此绝对不可能之事。盖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倘于政治否认专制，于家族社会仍保守旧有之特权，则法律上权利平等、经济上独立生产之原则，破坏无余，焉有并行之余地？

——陈独秀《吾人之最后觉醒》

史料三   你说要打破偶像，他就连学行值得崇拜的良师益友也蔑视了。你说学生要有自动的精神、自治的能力，他就不守纪律、不受训练了。……你说要脱离家庭压制，他就抛弃年老无依的母亲……长久这样误会下去，大家想想，是青年的进步还是退步呢？

——陈独秀《青年的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