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张海鹏认为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呈现出由“沉沦”到“上升”的“U”字形发展过程，在“沉沦”与“上升”中间有一个过渡期（1901—1920年），这就是“沉沦”的谷底、“上升”的起始时期。

——据《中外历史纲要（上）》整理

材料一   大学本质上和小学、中学等不属于同一类型。大学比绝大多数人想象的要重要得多，它到底哪儿重要呢？“必须强调，大学这一机制实际是中世纪的发明”，大学是一个社会最基础的当然也就是最重要的知识生产机制。大学一开始是一个买卖知识的地方，买卖的对象是法学的知识，第一个大学就是以法学院闻名的博洛尼亚大学（创立于公元1088年）。教授们把查士丁尼制定的《国法大全》拿过来当材料研究，使得法学知识得以系统化地生产，法律因此厚重地重新覆盖了整个西方。

大一统的王朝不可能有大学，只会有国子监，读书人不是去那里买知识，而是去接受内容完全确定的培训，成为权力系统需要的接班人。大学和这种教育机构内在的逻辑完全不是一回事。

——摘编自李筠《中世纪：权力、信仰和现代世界的孕育》

材料二   进入20世纪后，西方历史学的危机开始展现。局限于文字史料的民族国家历史书写造成了领域的狭窄化，追求客观写史的理论在实践中遭遇质疑，对历史学学科性的强调排斥了历史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交流。从19世纪到20世纪，社会学、心理学、地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纷纷形成并兴起，丰富了人们对社会的认识，暴露出传统史学对社会历史的解释不足与缺陷。更为重要的是，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推动了西方社会的民主化和世俗化进程，普通群众在社会生活中作用和影响日益加强。资本主义工业化、现代化所引发的各种弊端，迫使人们重新审视和反思西方文明及其价值观念，重新思考直线的历史进化模式。在新技术革命推动下，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由此造成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发生深刻变化，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知识界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产生很大影响，这都使西方进步的历史学家逐渐转向政治以外的其他人类生活领域，以布洛赫等人为代表的法国年鉴学派应运而生。

——摘编自樊江宏《法国年鉴学派研究》

材料三   梁启超指出，中国旧史学有“四弊”和“二病”。四弊为：“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吾党常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中国之史……质而言之，则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耳。夫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今史家多于鲫鱼，而未闻有一人之眼光能见及此者。”“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语曰：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夫陆沉我国民之罪，史家实尸之矣。”“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史之精神为何？曰理想是已……今中国之史，则呆然曰：某日有甲事，某日有乙事.……是中国之史，非益民智之具，而耗民智之具也”；“二病”为：“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往往有读尽一卷，而无一语有入脑之价值者。”“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中国数千年，惟有政治史，而其他一无所闻。”

——整理自梁启超《新史学》

材料   张海鹏认为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呈现出由“沉沦”到“上升”的“U”字形发展过程，在“沉沦”与“上升”中间有一个过渡期（1901—1920年），这就是“沉沦”的谷底、“上升”的起始时期。

图1《辛丑条约》签订现场                            图2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军阀割据示意图       

——据《中外历史纲要（上）》整理

材料一：共和政体兴，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躬礼兴、跪拜礼灭。

——《时报》（1912年）

材料二：袁世凯之废共和复帝制，乃恶果非恶因，乃枝叶之罪恶，非根本之罪恶。若夫别尊卑，重阶级，主张人治，反对民权之思想之学说，实为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之恶因。吾国思想界不将此根本恶因铲除净尽，则有因必有果，无数发共和复帝制之袁世凯，当然接踵应运而生，毫不足怪。

——《新青年》（1916年）

材料三：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老爷！……”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说不出话。他回过头去说，“水生，给老爷磕头。”便拖出躲在背后的孩子来。

——鲁迅《故乡》（1921年）

材料一   本志（《新青年》，下同）经过三年，发行已满三十册；所说的都是极平常的话，社会上却大惊小怪，八面非难……本志同人，实在是惭愧得很；对于吾国革新的希望，不禁抱了无限悲观。……

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和赛因斯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1919年1月《新青年》6卷1号

材料二   陈独秀先生为《新青年》所写的《〈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那篇文章的时候，他说《新青年》犯了两大"罪案"，第一是拥护"赛先生";第二是拥护"德先生"。……不幸的是，当陈氏在后来遇见了苏联共产党的“秘密代表”之时，这些名词就真的被曲解了。他们告诉陈君说，他们的"科学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科学"，才是真正的"民主"。老的民主根本不成其为民主，因为那只是"布尔乔亚(bourgeoisie，中产阶级)"的民主。只有"布尔什维克党人"(Bolsheviks)所推行的所向往的新的民主，才是人民大众和"普罗阶级"(proletariat，无产阶级)的民主。因此"科学"和"民主"，在这里又有了新的意义了。

——《胡适口述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