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

——李鸿章致总理衙门原函

材料二   《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李鸿章受命出访欧美。回国后，李鸿章在致旧时幕僚伍廷芳的信中，明确强调:“根本之计， 尤在变法自强”。戊戌政变后，李鸿章不认为康有为等人犯了“谋反”等大罪;事实上，李鸿章还暗中相助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保护他们逃亡日本。后来，李鸿章勉励康梁“精研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不必因现时境遇，遽灰初心”。面对慈禧的质疑，李鸿章还回答:“臣无可逃， 臣实是康(康有为)党”，慈禧听后只能“默然”。

——摘编 自雷颐《李鸿章与晚晴四十年》等

材料三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 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导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我们都不推辞。

——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

19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简表

——据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等整理

材料一   宋代文学，以民间为依托的话本表现出强大的创造力和生命力，但因不容于封建社会上层，成就较小。由宋入元，话本为元杂剧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经验。统治政策的改变也推动了大量文人自觉投入杂剧创作，他们既写现实生活，也写历史题材，极大地提高了杂剧的艺术水平，并开创了文人不依附于封建社会上层，而以民间文艺为依托的创作道路。至明清之际，出现了部分文人全身心投入小说创作，如施耐庵、罗贯中等。他们对传统话本小说、民间艺人的演出以及民间传说，用自己的学识和文学见解，进行艺术创造，诞生了白话长篇章回体小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深刻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宽仁、信义、忠信等的肯定和赞扬，对专权、狡诈、残忍、嫉妒、昏庸的厌恶和嘲弄。

——摘编自康耀斌《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分期新界说》

材料二   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文指出：“文学革命运动，不论古今中外，大概都是从‘文的形式’一方面下手，大概都是先要求语言文字文体等方面的大解放。”并提出“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陈独秀也随之提出要推倒属于正统诗文一脉的“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要建设与起于民间白话文学有关的“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这种新文学因为引入了古所“未有之物”，开辟了古所“未有之境”，注入了古所未有的“新思想和新精神”而具有现代属性，进而成就了一种新的文学传统。

——摘编自於可训《从近现代文学革新看传统的转化和发展》

材料一   当西方文明挟坚船利炮登陆中国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了发现西方和反思传统的过程，同时，这也是一个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冲突、交汇、融合的历史过程。甲午之后，追求现代性的中国启蒙知识分子，通过认识“西方”现代文明与帝国强权于一身的两面性，理解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趋势，并籍由其西方想象而确立了中国现代化之“文明”与“富强”两大目标。在百年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语境中，国人对西方集强盗与导师于一身的形象的认知往往囿于片面的单向思维，或尊崇西方为现代文明之典范，或仇恨西方帝国强权之罪恶，亲西方和反西方的意识并存。

——摘编自彭明《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等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等思想，表征着中国向西方学习以实现民族复兴的悲情式现代化诉求。甲午中日战争前后，中国启蒙知识分子的西方想象，关乎中国现代化之价值取向。严复对西方“自由为体，民主为用”文明秩序的认识，梁启超对文明进程中自由与强权之辩证法的思考，陈独秀对西方列强之人性兽性并进的“世界文明之猛兽”的揭示等，无不辩证地揭示了西方现代性的特点。对中国启蒙知识分子来说，亡国灭种的民族悲情、天下主义的文化传统、留学外域的跨文化背景等，构成了影响其西方想象的复杂因素。

——摘编自高力克《双面西方：文明与强权——中国近代知识精英的西方想象》

材料

由该大事年表可知，民国初年的政治发展出现了近现代中国史上的第一次民主转型，1895年至1915年民主政治成为近代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