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如同世界各主要国家近代企业制度的演变一样，近代中国企业制度在其生成、演变的过程中，大致上经历了“特许制”与“准则制”两大阶段。在近代公司法尚未制定和颁行之前，所谓的特许制则是经地方封疆大吏奏准后的特许。如轮船招商局的设立即不是依照适用法律注册登记的，而是经地方官员向朝廷奏准后设立的。这在轮船招商局最初发行的股票中写得十分清楚，轮船招商局“奉直隶爵阁督部堂李奏准设局招商”。这一由地方大宪奏准设立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特许制本身，更重要的是在当时的体制下，由谁奏设，谁就取得了该设立企业的实际掌控权，如奕䜣所说：“招商局由李鸿章奏设，局务应由李鸿章主政。”早期的企业设立特许制，以及特许制下的地方大员掌控制，是近代中国早期企业产权制度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制度特征。

——摘编自张忠民《1872-1883轮船招商局早期的企业制度特征》

材料二   下图所示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为纪念轮船招商局成立一百二十周年的题词。

材料   激进民主主义者大力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坚决反对专制政治。激进民主主义者提倡科学就是要反对信、盲从。他们运用近代自然科学知识来反对鬼神迷信，批判“君权禅授”“祸福天定”等谬论。随着运动的发展.激进民主主义者把斗争的锋芒指向被历代儒家学者不断发展了的以维护封建专制为基本内容的孔子学说。在新文化运动中，《新青年》还提出了提倡白话文、打倒文言文，提倡新文学、打倒旧文学的口号。从1915年到1919年，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的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这给运动带来了严重弊端，如没有在群众中普及、没有跟政治运动紧密结合起来、形式主义地对待文化问题等。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

材料二   在以效法西方近代文明为宗旨的新文化运动过程中，陈独秀、胡适等主流派人物夜以继日地传播日新月异的西方知识和文明，他们所主张的新文化类同于西化。而西化与反传统实为一体两面：不但要“打倒孔家店”“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更有“废除汉字”“改良人种”等极端主张。梁漱溟后来批评说：“有人以五四而来的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其实这新运动只是西洋化在中国的兴起，怎能算得中国的文艺复兴？若真中国的文艺复兴，应当是中国自己人生态度的复兴。

——摘编自方维规《何为启蒙？哪一种文化？——为纪念新文化运动百年而作》

材料一   1917年，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三人在北大的风云际会，改革北大（教育革命）、文学革命、思想自由就结成一体了。人称北大文科有“一窝名兔”（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朱希祖、刘半农、刘文典都属兔），他们各据学理，互辩短长，尽管各有意气，都不忘尊重学理。自此，《新青年》和北京大学开始了一刊一校的完美结合。陈独秀与他的《新青年》为北大引进天下名流，令北大文科几乎彻底改观，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中国现代人文精神的摇篮。

——南晨、王宝山：《新青年》背后：一本杂志开创的时代

材料二   “实践充分证明，中国青年是有远大理想抱负的青年！中国青年是有深厚家国情怀的青年！中国青年是有伟大创造力的青年！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中国青年始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

——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侯绍裘是上海松江第一位共产党员，1918-1920年求学于上海南洋公学，1923年秋入党，1927年牺牲于南京。

材料一   这个暑假（1919年），实在是我一个很可纪念的时期，因为我的思想，在这时期内起了一个急激的变化。

暑假以前，我正看饮冰室丛书（梁启超文集）。到了这个署期内，我方才开始看《新青年》，一看之后爱不释手。《新青年》所给予我的影响，最重要者有二端∶一是文学观念；二是对旧道德、旧礼教的见解。看了《新青年》，方才明白了文学的真义。对干白话文五体投地的佩服。至于道德观念方面，以前虽不十分崇拜孔子和后世儒家的伦理，欲赖以改良世道人心，及知看了《新青年》，方知二者不可得兼。罢课中的社会主义的思潮，使我想舍弃学生界的政客式的运动，而从事于社会革命的运动。我那时对于社会主义只有一些很模糊的观念，以为是一种富于破坏精神的、反抗一切特权阶级的革命罢了。至于其他的派别，更其弄不明白，同时还觉得商界中人也不足与有为；惟有劳工阶级在我那时的心目中，是诚恳笃实。可与共事的。干是便想投入工厂，藉以实行宣传社会主义的素愿。

——改编自《我的参与学生运动的回顾》

材料二   我们第一须先确立我们的人生观，要使我们的人生观是社会的而非个人的，要认定一个人不是为一己而生，是为社会为人类而生，以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为人生的最终目的的最大责任，而以尽此责任为乐。当社会的自由与个人自由相冲突时，我宁可牺牲我一己的自由而为社会的自由着想。

——改编自《我们该做怎样的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