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18年，钱玄同的《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发表在《新青年》上。文中指出汉字在学与用上诸多缺陷，并说汉字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他主张先废除汉字。陈独秀赞同其废除汉字改用罗马字母的方案。鲁迅认为人类未来最终会使用同一种共同语言，当前文字简化与拼音化是为之后世界语的使用提供基础与准备。他的《阿Q正传》中主人公的命名上出现字母的使用，是对汉字拼音化的一种回应。然而，作家巴金在他的《病中集·汉字改革》一文中指出：“我年轻的时候思想偏激，曾经主张烧毁所有的线装书，今天回想起来实在可笑。”如果汉字走向拼音化，“这样我们连李白、杜甫也要丢掉了。”这种充满历史感的对民族文化的深刻理解，值得我们深思。
——摘编自刘婷《时代的神智—汉字形与意的思辨》等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汉字拼音化所引发的争议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材料 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我们虽不迷信政治万能，但承认政治是一种重要的公共生活；而且相信真的民主政治，必会把政权分配到人民全体，就是有限制，也是拿有无职业做标准，不拿有无财产做标准；这种政治，确是造成新时代一种必经的过程，发展新社会一种有用的工具。至于政党，我们也承认他是运用政治应有的方法；但对于一切拥护少数人私利或一阶级利益，眼中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永远不忍加入。我们相信政治、道德、科学、艺术、教育，都应该以现在及将来社会生活进步的实际需要为中心。
——摘编自陈独秀《新青年》7卷 1号（1919年12 月1日）
(1)根据材料，概括陈独秀的观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陈独秀上述思想形成的背景。
材料 社会转型是指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发生整体性的变革，包括社会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的变迁。在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西方文化发挥了导向和催化作用，而中国由于传统文化根深蒂固，西方文化始终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取代中国传统文化，因此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既受到了西方外来文化的冲击，又离不开传统文化的影响……具有先进性和前瞻性的文化是社会转型的先导和催化剂，而社会转型又反过来对文化提出更高的要求，促使传统文化发生变迁和创新。
——摘编自陶爱萍、汪婷《西学、儒学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
根据材料并结合中国近代史的相关史实，任选角度提炼一个观点，并加以论述。（要求：观点合理、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材料 美国学者费正清认为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周而复始，缺乏内部动力来打破传统框架，直到19世纪中叶它遇到截然不同而且更为强大的西方文明的冲击之后，才发生剧变。面对这一冲击，中国作出的回应是逐渐引进引起“永久性变化”要素的同时，背弃传统的“周期性变化”模式，从而走上现代化道路。美国另一汉学家柯文则提出从“中国中心”来理解中国近代历史，他并不否认近代以来西方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作用，但认为决定中国如何回应西方的因素并非外来，而是产生于中国社会的内部。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发展是由其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所决定的。对于西方学界来说，想要真正理解中国，必须从中国的内部发展来看待问题，才能得到符合历史真实的认识。
——摘编自亢飞《费正清与柯文中国史观比较》
从材料中任选一种观点，结合中国近代史相关知识进行阐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清晰）
材料一 北洋政府财政部部长熊希龄在1913年10月向袁世凯提议由财政部派监理官前往各省份驻官银钱行号监视包括纸币发行在内的一切业务，并由财政部拟具《各省官银钱号监理官章程》。北洋政府制定了很多推广中国银行纸币的法令措施，1913年还专门颁布了《中国银行兑换券暂行章程》，规定一切官款出纳及商民交易，完纳各省钱粮赋税，发放官俸军饷等，一律通用中国银行兑换券，如有拒不收受及折扣、贴水等，从严取缔。中国银行纸币很快树立了良好信誉，发行量迅速增加，从1912年的106万元，增至1927年的1.59亿元，成为当时最重要的中资发钞银行。
——摘编自石涛《近代中国纸币发行权演变研究》
材料二 1912年至1928年，这16年的历史，是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的继续和发展，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时期，具有它独具的特点，有它展现出来的突出问题，也为未来开辟了道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新的因素也在不断增长。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北洋政府发行纸币的主要举措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谈谈你对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社会新的因素不断增长”的理解。
材料一 “国民性”，亦可作“民族性”，是由日语引入的名词，意为一国或一民族的全体成员所共同具有的心态文化特征。晚清以来的思想家多借用它来指喻中华民族在特殊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思想、情感、意志特征的总和。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与西方民族接触、对抗过程中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与屈辱，痛苦地启发了中国思想家渐次深入地从民族思想、心理这一最隐秘的层面上去寻找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
——冯天瑜《中国文化史》
材料二 辛亥革命时期和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
| 项目 | 辛亥革命时期 | 新文化运动时期 |
| 侧重点 | “今日欲挡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 | 陈独秀说：“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名与个人主义相冲突，实以巩固个人利益为本因也。” |
| 内容 | “国民者，以国为民之公产公物也”。“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自由云者，团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也。” | “社会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就如同酒里少了酒曲，面包里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脑筋，那种社会国家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青年乎！其有以此自任者乎?” |
——摘编自汤奇学陈宝云《救国与救人——辛亥革命时期与新文化运动时期改造国民性思想之比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国民性”改造思潮的实质，并分析其兴起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两个时期“国民性”改造思想的不同点。
材料 “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文学革命。在教科书改革上，1920年1月1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向各省发布训令，要求全国各学校“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同年4月，教育部又规定：截至1922年，文言文教科书一律采用语体文。同时，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新法教科书），中华书局也出版了用语体文编辑的新教育教科书。此后，文言教科书就渐渐地被淘汰，白话文教科书的地位正式得到确立。教科书的内容也随之改进，尤其是国语与国文教科书，取材日益注重实用性。一方面，“五四”前后涌现出来的大批白话文作品和翻译作品，连同一些古代优秀的白话小说，都被选进了教科书，题材内容涉及中外古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另一方面，文章体裁日趋多样化，尤其是日常应用的各种文体，如书信、传记、序跋。教材编写也从“成人本位”转向“儿童本位”，注意教材的趣味化。
——摘编自曲铁华、于桂霞《中国近代中小学教材的改革》
(1)根据材料，概括“五四”时期中小学教材改革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五四”时期中小学教材改革的意义。
材料一：经过唐末五代战乱的破坏，教育面临严重危机。北宋初期，书院应运而兴。宋代书院数量众多，对学生入学没有严格的身份限制。书院有丰富的藏书，又受佛教禅林讲学制度的影响，“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集教学、藏书及学术研究于一体。
白鹿洞书院 | 朱熹在此讲学，朝廷又赐国子监经书 |
岳麓书院 | 理学家张栻曾在此讲学，并和朱熹进行学术探讨和论辩；2005年正式恢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
丽泽书院 | 理学家吕祖谦所建，倡导“讲实理、育实才而求实用”的学风 |
象山书院 | 在陆九渊主持下，求学者多达数千人；得诏赐“象山书院”匾额，盛况空前 |
——摘编自方颖《论佛教对儒家书院复兴的影响》
材料二：晚清时期虽在兵燹之中，却相当重视教育对于富国、强国的积极作用，进而维护清政府的统治。从某种程度来说，晚清时期的教育比社会其他一些领域更早地踏上了近代化的历史进程。晚清时期，教育近代化变革的主要目的在于富国、强国，从而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但由于教育近代化的被动性，变革是非系统且自下而上的。教育变革的演进，既有传统文化的自觉，也有对西方文化冲击的回应。由于无法真正地充实传统文化的内核，“中学为体”便聚焦在维护皇权统治上，而非造就新人；“西学”在教育上的内涵、外延日益丰富，经历了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的演变。“中体西用”的宗旨面临着“体用不二”的挑战，近代化带来的文化认同危机也产生了伦理危机，对传统的人身依附关系提出了挑战。道德体系及道德教育模式解构与建构的乏力，从社会伦理关系上加剧了传统文化的断裂。
——摘编自戴红宇、张荣伟《论晚清教育的变革与断裂》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代书院的特点，并分析其形成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晚清时期的教育转型。
材料 梁启超等是思想家，但更是政治家，他们密切关注着现实政治形势的变化。面对帝国主义紧逼，他们认为“挽浩劫而拯生灵”关键是变革政体，而变革政体的启动点则是改造国民性。在国家、民族与个人的关系上，他们把国家、社会放在第一位。梁启超使用“国民”这一概念时，是把“国”与“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所谓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格，以求伍于他人，亦非如墨守故纸者流，谓仅抱此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遂足以立于大地上也”。他强调调和，“善调和者，斯为伟大国民”。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陈独秀、胡适等人，在国家、民族与个人的关系上，一反传统地把个人利益放在了第一位。陈独秀说“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胡适提倡的“健全的个人主义”，则是挪威戏剧家易卜生主张的“真益纯粹的为我主义”的翻版。
——摘编自汤奇学、陈宝云《“救国”与“救人”——辛亥革命时期与新文化运动时期改造国民性思想之比较》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梁启超与陈独秀、胡适等人所说的国民性的不同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两派思想对当时社会的共同影响。
材料一 《玩偶之家》挪威作家易卜生的作品，主人公娜拉在经历一场家庭变故之后，终于看清了丈夫的真面目和自己在家中所扮演的“玩偶”角色，在庄严的声称“我是一个人”之后，毅然走出了家门。 《玩偶之家》于20世纪初被引进中国，1918年《新青年》设《易卜生专号》，刊登胡适等翻译的《玩偶之家》，当时许多作家纷纷效仿，创作了一系列《玩偶之家》型的小说和戏曲，塑造了一系列的中国式娜拉，在文学界掀起了“娜拉热”的风潮。
——摘编自李新永《浅谈易卜生对中国的影响以<玩偶之家>为视角》等
材料二 《玩偶之家》结局是开放的，最后娜拉将会归向何方，引人遐想。鲁迅和郭沫若对其进行了大胆的推测， 下图为猜测内容。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
娜拉应该求得应分的学识与技能以谋生活的独立，在社会的总解放中争取妇女自身的解放。
——郭沫若《<娜拉>的答案》
(1)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文学界为什么掀起了“娜拉热”风潮?(2)作为历史的观察者，为中国“娜拉们”的解放提出合理化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