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18年，钱玄同的《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发表在《新青年》上。文中指出汉字在学与用上诸多缺陷，并说汉字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他主张先废除汉字。陈独秀赞同其废除汉字改用罗马字母的方案。鲁迅认为人类未来最终会使用同一种共同语言，当前文字简化与拼音化是为之后世界语的使用提供基础与准备。他的《阿Q正传》中主人公的命名上出现字母的使用，是对汉字拼音化的一种回应。然而，作家巴金在他的《病中集·汉字改革》一文中指出：“我年轻的时候思想偏激，曾经主张烧毁所有的线装书，今天回想起来实在可笑。”如果汉字走向拼音化，“这样我们连李白、杜甫也要丢掉了。”这种充满历史感的对民族文化的深刻理解，值得我们深思。
——摘编自刘婷《时代的神智—汉字形与意的思辨》等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汉字拼音化所引发的争议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材料一 孔子曾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张栽认为：“虽三代之英（夏商周三代君王），犹有劣者，以其未成功也。此所以未有不谨于礼，唯谨于礼则所以致大道之行。……六君子所以急于礼者，欲至乎大同也。”
材料二 20世纪初，康有为在《大同书》中讲，“既无帝王君长，又无官爵科第，人皆平等”，“今欲至大同，必去人之私产而后可，凡农、工、商之北必归之公”，“但使明天赋人权之义，男女皆平等独立，婚姻之事不复名为夫妇，……皆归之于公，即可至大同之世也”。同一时期，李石曾在《新世纪》上发表文章认为，“无国界，无种界，无人我界，以冀大同”。五四运动后，陈独秀提出，以往的理想社会追求，“他们眼见穷人的苦恼是由贫富不均，因此要想把全社会的贫富弄得绝对的平均，至于用什么方法来平均贫富，都全是理想，不曾建设在社会的经济事实上面，所以未能成功。”而马克思社会主义，是用科学的方法证明社会不安的原因，建立在社会的经济的事实上面，因而是客观的、现实的。
——均摘编自网络
(1)分别概括材料一中孔子与张载关于“大同”的主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大同”思想在20世纪初期的变化，并分别进行评析。
材料一 严复（1853—1921），福建侯官县人，5岁入私塾，13岁放弃科举“正途”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船泊驾驶，24岁时，作为公派留学生，前往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深造。在课堂上积极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在课余阅读了大量西方社科人文学术著作，并实地考察英国的政治、法律、教育等机构，深化了对西方政治经济体制和思想理论的认识。严复翻译了《天演论》等名著，宣扬的社会进化论思想，是启蒙维新的有力思想武器，成为近代中国开启民智的一代宗师。
材料二 孙中山（1866—1925），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1875年孙中山入村塾读书，1878年，随母赴檀香山，先后在檀香山、香港等地较系统地接受西式近代教育，并成为西医医师，19世纪末期，目睹中华民族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险，决定抛弃“医人生涯”，进行“医国事业”，举起反帝反封建的旗帜，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
材料三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从小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同时也对西方的科学和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02年东渡日本留学，最初学医，但后来观看日俄战争教育片时，深受刺激，决定弃医从文。归国后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1918年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标志着中国现代小说的诞生。支持和参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为中国文化的独立和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对近代留学青年生涯规划的特征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书写工整）
材料一：经过唐末五代战乱的破坏，教育面临严重危机。北宋初期，书院应运而兴。宋代书院数量众多，对学生入学没有严格的身份限制。书院有丰富的藏书，又受佛教禅林讲学制度的影响，“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集教学、藏书及学术研究于一体。
白鹿洞书院 | 朱熹在此讲学，朝廷又赐国子监经书 |
岳麓书院 | 理学家张栻曾在此讲学，并和朱熹进行学术探讨和论辩；2005年正式恢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
丽泽书院 | 理学家吕祖谦所建，倡导“讲实理、育实才而求实用”的学风 |
象山书院 | 在陆九渊主持下，求学者多达数千人；得诏赐“象山书院”匾额，盛况空前 |
——摘编自方颖《论佛教对儒家书院复兴的影响》
材料二：晚清时期虽在兵燹之中，却相当重视教育对于富国、强国的积极作用，进而维护清政府的统治。从某种程度来说，晚清时期的教育比社会其他一些领域更早地踏上了近代化的历史进程。晚清时期，教育近代化变革的主要目的在于富国、强国，从而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但由于教育近代化的被动性，变革是非系统且自下而上的。教育变革的演进，既有传统文化的自觉，也有对西方文化冲击的回应。由于无法真正地充实传统文化的内核，“中学为体”便聚焦在维护皇权统治上，而非造就新人；“西学”在教育上的内涵、外延日益丰富，经历了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的演变。“中体西用”的宗旨面临着“体用不二”的挑战，近代化带来的文化认同危机也产生了伦理危机，对传统的人身依附关系提出了挑战。道德体系及道德教育模式解构与建构的乏力，从社会伦理关系上加剧了传统文化的断裂。
——摘编自戴红宇、张荣伟《论晚清教育的变革与断裂》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代书院的特点，并分析其形成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晚清时期的教育转型。
材料 19世纪末，严复把自由的概念引入中国，蔡元培在《自题摄影版》中云“山阴蔡元培……志以教育，挽彼沦胥，众难群疑，独立不惧”，可见他也接受了“自由”的观念。……蔡元培任民国教育总长时已有“教授治校”的构想，从1917年制定北大《评议会章程》到1919年北大评议会通过《内部组织试行章程》，“教授治校”制度逐渐完善。
制度规定，评议会的评议员从各科学长、教授中选出，每五名选一名；议长由校长担任。评议会的职权包括“校内各机关之设立、废止及变更”“各行政委员之委任”“本校预算”“教授聘任与辞退”“各学科的设立及废止”“讲座的种类”等等。各系成立教授会，教授和讲师均为会员，教授会负责规划本系的教学工作，如课程设置、教科书的采择、教学方法的改良、学生选科的指导和学生成绩的考核等……实行教授治校，就是要以民主的名义，反抗校长独断专行，彻底改变官僚衙门的作风……在校外，它亦有以学术自由的名义对抗政治派系势力对学校的侵入和控制。蔡元培在思想和实践上对自由主义教育管理所做的贡献，在中国的大学教育界达到高潮，对中国高等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摘编自沈红梅《论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教育管理思潮的形成》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蔡元培自由主义教育改革的背景。(2)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归纳蔡元培自由主义教育改革的举措，并对其举措进行评析。
材料 1920年1月12日，在北京政府教育部的推动下，白话文正式进入小学教材，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和教育的发展进程。汉语言文字学家、教育家黎锦熙对此出力甚多。表 2 为黎锦熙在当时的部分言论。
表 2
中国向来革新的事业，不经过行政方面的一纸公文，在社会方面总不容易普及的。
这样的民智实在太赶不上这样的国体了，于是想凭借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底权力，在教
育上谋几项重要的改革。
自己做的这些文章，都还脱不了绅士架子，总觉得“ 之乎者也” 不能不用，而“ 的么
哪呢” 究竟不是我们用的，而是他们——高小以下的学生们和粗识文字的平民用的。
——摘编自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白话文进入小学教材”这一历史事件。
材料一 汉武帝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目前所见最早而确切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出处，是蔡元培于1910年所著《中国伦理学史》。1916年，易白沙在《青年杂志》上发表《孔子评议上篇》，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进行了论述。这一观点，为清末民初的学者所普遍接受，其影响直至上世纪90年代。近年来，不少学者对这一观点提出了疑问。
【资料夹】
①关于董仲舒：司马迁（前145年或前135年～不可考）曾问学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在《史记》中以三百余字简述其生平，对其学术成就，仅说：“终不治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
②关于《春秋繁露》：《春秋繁露》是董仲舒代表作，其中多篇以“阴阳”或“五行”命名，如《五行对》《五行之义》《阴阳位》《阴阳义》等，除阴阳家外，董仲舒思想又杂有道、法、墨等成分，如道家的顺应天道、清静无为，法家的君尊臣卑、循名责实，墨家的天志、尚同、明鬼等，均被董仲舒吸收改造。
③关于“罢黜百家”：班固（公元32年～公元92年）在《汉书·武帝纪》的中说：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
④关于汉代诸子之学：近代学者吕思勉考察《汉书·艺文志》指出“诸子十家，惟名、墨二家无秦、汉人著述；《兵书略》中《兵阴阳家》及《数术略》《方技略》各四家，有无秦、汉人著述不明；余率皆有，或颇多。”又根据《史记》《汉书》《三国志》探讨诸子百家在秦。汉传承，指出：“秦、汉之世，百家之学，见于《史》《汉》《三国志》纪、传者如此。令《汉志》所载之书观之，诸学之未尝废绝；弥可见矣。安得谓一经汉武之表章罢黜，而百家之学，遂微不足道邪？”
【人教社普通高中教材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表述调整】
董仲舒适应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并付诸实行。
——《历史必修③》（2004年版）
汉武帝继位后，加强中央集权……思想上，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尊崇儒术。此后，儒学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中外历史纲要（上）》（2019年版2022年印刷）
材料二 正因为新文化运动是从多元的文化观念出发，来批判儒家思想或文化的，因此，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派，他们在批判儒家思想或文化的同时，又特别重视对中国历史上那些被儒家视之为异端邪学而受到打压的各种主义、思想、观念、学说、思潮和流派的发掘和研究，并以此希望再现春秋战国时期的“九流并美”、“百家争鸣”的局面。陈独秀在《宪法与孔教》一文中指出：“旧教九流，儒居其一耳。阴阳家明历象，法家非人治，名家辨名实，墨家有兼爱节葬非命诸说，制器敢战之风，农家之并耕食力，此偕国粹之优于儒家、孔子者也。”因此，他主张开展对儒家之外的其他各家各派的研究。一位名叫李杰的读者曾致信陈独秀，建议《新青年》在“辟孔”的同时，应“提倡古人言论学说之有益于现代、与孔子相反者”。在他看来，“古人学说之最合于现代者，莫庄、墨若。墨子兼爱，适合于近世所谓社会主义，而为大同之基础。庄子学说，系纯摧残君权，扶植民权”。陈独秀在回信中，不仅完全赞成李杰的建议，而且还认为除庄、墨之外，农家的代表人物许行的学说也有益于现代，值得提倡，“墨子兼爱，庄子在宥，许行并耕，此三者诚人类最高之理想，而吾国之国粹也”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191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蔡元培在“序言”中称该书有四大特点，其中第三大特点是“平等的眼光”，即是说胡适摒除了正统与非正统的观点，把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家学说都放在平等的位置，既不是儒非墨，也不是墨非儒，而是认为“老子以后的诸子，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短处，都还一个本来的面目，是很平等的”。
——郑大华《五四新文化运动：“多元的文化观念”》
材料三 在西安，儒庙得以修复，成为历史博物馆。在曲阜，修整一新的孔庙和孔林被保护起来。1962年4月传统的清明节，成千上万的祭拜者涌到那里，官方设计的从孔林到孔庙的沿线途中，犹如赶集一般（有人曾建议将孔林作为麦加和耶路撒冷那样的儒教祭祀圣地）。
“人民”虽没有放弃对“旧文化”创造者们的敌意，但他们认识到这些文化已为自己所控制。如同列宁格勒的“修道院”一样，全中国的宫殿、庙宇和各种各样的历史遗迹、遗物——这些东西原本与共产主义原则格格不入——一律为共产主义者拥为己有，并失去了原有的负面作用，其原物受到保护。
——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
(1)运用资料夹中的材料，对汉武帝是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进行探讨。人教版普通高中教材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表述也做了相应调整，试分析这一调整的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新文化运动对中华文化发挥的作用。
(3)根据所学，以博物馆为例，简述江浙沪地区对中国近代文化事业发展的推动作用。材料三 展现的是列文森提出的著名的“博物馆理论”的一部分。仔细阅读材料，概括儒教文化在列文森笔下的共产主义中国的“类博物馆”特征。
材料 清末民初盛行“军国民教育”思潮，学校体育被西方体操霸占，“体操科一律为主课”并由学部施行，而武术则“各地方自行举办”“高等小学以上兼习之”。彼时国人出于民族自尊心，用武术来证明中国自古就有“体操”。武术进入学校是武术步入教育领域的大胆尝试，亦是出于文化自觉，争取与西洋体育并驾齐驱的话语权的创新形式。但一味追求动作的规范、标准，丢失了传统武术的核心特征。由霍元甲主持的精武体育会在公共服务领域中，则以其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形式，超越强健身体的范畴，从宏观上聚焦于种族与国家延续。新文化运动时期，“土洋体育之争”推动武术走向科学。国术的“传统”在“科学”的语境中显得格格不入。要想以武图强，武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彼时的武术规则深受西方体育影响，趋向竞技化，初成之规则在比赛中成为裁判依据，使比赛“有法可依”。武术对抗赛在“全运会”中可谓昙花一现，但民国时期的武术套路、对抗赛实践为当代武术竞赛进行了有益尝试，积累了经验。1936年，中国武术代表团成功参加了第11届柏林奥运会，在该届奥运会上的武术表演惊艳世界。
摘编自张银行、谢海柱《中国近代武术“转型”研究评述》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武术“转型”的背景和趋势。(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当代武术转型发展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