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随着中国大门被迫打开，西方先进的机器生产方式使中国人眼界顿开。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诞生了。然而，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通过发展资本主义走向富强；封建主义也设置重重障碍，限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抱着实业救国的信念，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残酷挤压的夹缝中奋力拼搏。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辛亥革命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出现短暂的春天，创造出不少令世人瞩目的业绩。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前期，民族工业得到较快的发展。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遭受日、美等帝国主义和国内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打击，陷入绝境。历史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实业救国的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

材料二：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由于急于求成，后来出现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失误，更发生了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尽管如此，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间，经过党和人民的艰苦奋斗，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取得了很大成就。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走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二十几年间，从计划经济模式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民经济高速、稳定、健康发展，到21世纪初，已总体达到小康水平，并正在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迈进。

——以上均摘编自《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必修②》

2 . 材料   北戴河会议后，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在全国范围内严重泛滥开来。农业“大跃进”的主要特征，是严重的浮夸。许多离奇的农作物高产典型，是采用“并田”方法，将多块地理成熟或基本成熟的农作物移栽到一块地里假造出来的，但其产量的计算却精确到几两几钱，给人以十分真实的假象。农业生产上的瞎指挥也很盛行。全国大部分地区不切实际地强行推广了个别地方创造的深翻土地和密植秧苗的经验，在1958年夏种和秋种之时，普遍对耕地进行了深翻（深度一般在一到二尺，有些地区深达三尺以上，个别地方竟有深翻到一丈二尺的），每亩稻田秧苗密植到四五万之蔸之多，有的一亩麦下种几万斤。不但徒劳浪费了人力和种子，达不到增产的目的，而且还因大量生土被翻到表层和秧苗密不透风，而造成了农作物的减产。广为流行的以车子化、滚珠轴承化和绳索牵引机化等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工具改革，也造成了很大的浪费。……

——摘编自郭德宏、王海光、韩钢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曲折探索1956-1966》

材料一   鸦片战争后，清王朝与各国订立的条约中，仍然只有“彼在中国设领事之语，而无我在外洋设领事之文直到1861年总理衙门成立后，统治者中的部分务实官僚在实际办理洋务中，认识到了解西洋各国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才最终迈出了在国外设立使馆的第一步（1875年设立驻英公使，郭嵩焘为首任使节）。接着清政府又任命了中国常驻美国、西班牙、秘鲁、日本、德、法、俄等国公使。从这时起，清政府在其最后三十多年时间里先后在几十个国家派驻了公使、副使和领事。此外，清政府还颁布了《出使章程十二条》（1876年），对驻外使节的任期、使馆的编制和经费的使用以及出使人员的薪俸做出了规定。到外务部时期，重新修订1876年的《出使章程》，完善了使节制度，详细规定了外交官、领事官的等级和品级及待遇。

——摘编自王双印《略论清代外交机构近代化》

材料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新中国排挤在联合国之外。为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和权利，中国开展了广泛的外交工作，得到了许多国家的支持。1971年10月，第26届联大最终采纳了阿尔及利亚等23国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提案，并以压倒性多数票通过了这一提案，从而在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公正彻底地解决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积极支持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国际合作方面的活动，主张加强联合国在世界事务中的职能和地位”。冷战结束以后，中国更是将联合国视为开展多边外交的舞台，积极参与和支持联合国在政治与安全领域、在经济与发展领域、在联合国其他领域（如环境、海洋、反恐、人权）等多个领域的工作。

——摘编自刘侣萍《论中国与联合国关系发展的四个时期》

材料一   宋朝较为重视农政的制度建设。在管理机构方面，中央的户部、工部、司农寺，地方州县长官乃至地方监察机关等机构均负有管理农业的职责。发端于前代的劝农制度，至宋代已经相当完备。除皇帝例行的亲耕籍田之外，首次设立了劝农机构——劝农司，又在地方官的官衔上加上劝农职事。从中央至地方，制订了一系列农业法规条文，其内容关涉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诸如赋税、水利兴修、虫害除治等。宋廷多次将前人的农业书籍刊刻颁行，地方官在《劝农文》中介绍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指导农民生产，提高农民的耕作技术。政府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开垦荒田，注重水利的兴修，使农地能旱涝保收。同时重视推广优良作物，扩大复种面积，提高土地利用率。为解决农民的资金不足，政府通过举办政府农业贷款、调节富户与农民之间的借贷关系、免征农器税与耕牛交易税等多种措施加以解决。

——摘编自周方高《宋朝农业管理初探》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农业科技工作，及时提出“理论联系实际，科学为生产服务”的方针，先后制定了《1951-1955年农业科研计划》《1956—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远景规划》和《1963-1972年农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到1966年，我国建立了完整的农业科技研究、教育和推广体系，各级农业科研单位紧密联系生产实际，在统一规划下分工协作，科研工作进展较快。1978年，党中央召开全国科技大会后，农业科技在恢复中发展，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79—1988年获得国家奖励的农业科技成果奖312项。1972—1980年期间农业总产值增长量中27%是农业科技进步的作用；1981—1985年期间，提高到30%～40%。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央连续出台的6个中央一号文件都反复强调要大力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促进农业科技创新和转化应用的政策措施，使我国农业科技事业实现快速发展。

——摘编自信乃诠《新中国农业科技60年》等

材料一1950年7月3日，艾寺逊指示奥斯汀：“鉴于朝鲜的局势，国务院认为此刻在安理会提出中国代表权问题不可取，一旦发现有提出这一问题的可能迹象，你就应向各国驻联合国代表表明美国政府这一立场。除此之外，你可向有关国家指出，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政府更不愿看到中国代表权的变更。”

材料二1971年4月26日，一个特别的总统委员会建议美国“尽早”支持北京进入联合国而又不开除国民党当局代表。经过一年多的酝酿准备，罗杰斯在1971年8月2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正式公布了美国政府的新政策，他说：“美国将支持今年秋天联合国大会上要求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席位的运动。”关于中国安理会席位问题，“根据联合国会员国作出的一项决定得到解决”。美国最终放弃了战后20年来实行的坚决反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政策，而实行有条件的支持，即同时保留中国台湾在联大的席位。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马廷中《关国对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上政策的变化》